5.李氏三碑在莫高窟考古和壁画内容考释上的重要地位。李氏三碑都是有具体的修建纪年修窟功德记。这为敦煌石窟考古提供了证据。从立碑者和立碑年代，我们可知第331、332窟修建于初唐，第148 窟修建于盛唐至中唐之间。如果把修建于晚唐的第9窟也算作李家窟， 那么李氏家族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都修建了洞窟，而且这四窟都是唐代的代表洞窟。用李氏家窟做标尺，可以考察推定唐代没有窟主、没有修建纪年的洞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请参阅史苇湘、段文杰、贺世哲、万庚育、马德等诸先生的文章，此处不再列举。
    为修建石窟所立的功德记，必然要详述所建石窟的内容。碑文的内容又是考证石窟雕塑和壁画内容的依据。贺世哲和李永宁都以列表和绘图的方式，把《大历碑》的内容和第148窟内所见内容作了对照， 两者完全相符。参见他们的论著《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20]和《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其有关问题》[21]。
    李氏家窟雕塑、壁画的内容和定名，又成为考释其他唐代所建洞窟雕塑、壁画内容和定名的依据和标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不可一一列举，主要参见贺世哲、施萍婷、段文杰、孙修身、李永宁等先生的文章。
    6.从李氏三碑上可知唐代莫高窟建筑的宏伟壮观和佛事活动的昌盛繁荣。
    《圣历碑》上记载莫高窟：“实神秀之幽岩，灵奇之净域也。西连九陇坂，鸣沙飞井擅其名；东接三危峰，滋露翔云腾其美。左右形胜，前后显敞，川原丽，物色新。仙禽瑞兽育其阿，班羽毛而百彩；珍木嘉卉生其谷，绚花叶而千光。尔其镌崿开基，植瑞而概日；山为塔，构层台以造天。”“升其栏槛，疑绝累于人间，窥其宫阙，似游神乎天上。”
    《大历碑》上记载莫高窟：“敦煌之东南，有三危之山。结积阴之气，坤为德；成凝质之形，地为象。峻嶒山峰，磅礴万里；呀豁中绝，坱圠相嵌。凿为灵龛，上下云矗。构以飞阁，南北霞连。依然地居，杳出人境。圣灯时照，一川星悬。神钟乍鸣，四山雷发。”
    《大历碑》记述李大宾所建的第148窟的外观：“尔其檐分雁翅，砌盘龙鳞，云雾生于户牖，雷霆走于阶陛。右豁平陆，目极远山。前流长河，波映重阁。风鸣树道，每韵苦空之声；露滴禅池，更澄清净之趣。”
    《乾宁碑》记述李明振重修后的第148窟外观：“雕檐化出， 巍峨不让于龙宫；悬阁重轩，晓万层于日际。”
    从上述碑文遥想唐代之时，莫高窟窟檐高大，重楼悬阁，层层叠叠，雕梁画栋，飞檐兽脊。窟与窟之间，虹桥栈道，勾栏相连，犹如悬空建寺。大泉河水，窟前流过，清澈如镜，波映重阁，风鸣树道，花香鸟语，气势是何等的壮观，环境是何等的优美。莫高仙岩，佛窟越千，香烟如雾，环绕殿堂。“圣灯时照，一川星悬，神钟乍鸣，四山雷发。四海士人，八方缁素（僧人），云趋兮赩赫，波香兮沸腾。”当时莫高窟的佛事活动是何等的昌盛繁荣。这些不完全是文人的浮夸美誉之言。从现存的莫高窟崖面和窟前挖掘考古，可知当年莫高窟所有洞窟都有殿堂式的窟檐建筑，现窟檐朽坏，前室塌毁，仅存后室洞窟。大泉河确从窟前流过，现已改道，变成一条干涸河床。从窟前挖掘考古得知，现在的窟前地面，已高出唐代窟前地面2～4米。此观点，参阅施萍婷《敦煌与莫高窟》[22]、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上编《营造篇》[23]。
    7.从李氏三碑上可知唐代敦煌的政治变化和莫高窟的兴衰。
    《圣历碑》立于武周圣历元年（698），正值唐代鼎盛之时， 经过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国富民强，文化昌盛，作为丝绸之路要冲的敦煌，已为当时东方极为繁荣的国际都会。凡往来于丝路上的商旅、使节及僧众，莫不以敦煌为集结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莫不以敦煌为中转站。立碑之时，武则天已执政多年。因武则天倡导佛教，尊崇佛门，佛教在全国广为传播。佛寺佛像修造极盛一时，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也是空前高涨。此时的政治形势如碑文描述：“我大周之驭宇也，转金轮之千福……慈云共舜云交映，慧日与尧日分晖：德被四天，不言而自信，恩隆十地，不化而自行。”“大云遍布，宝雨滂流”；“大周广运，普济含灵。金轮启圣，五洲延祯。”莫高窟“有名窟，实为妙境。”“圣灯时照，一川星悬，神钟乍鸣，四山雷发。”佛事活动，空前繁盛。
    《大历碑》立于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 ）距《圣历碑》已有七十多年。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侵占河陇广大地区，至唐代宗大历之时，敦煌孤悬一隅，城池面临陷落。当时敦煌的政治形势如碑文所记：“属以贼臣干纪，勍寇幸灾，磔裂地维，暴殄天物。东自陇坂旧陌，走狐兔之群；西尽阳关遗邑，聚豺狼之窟。拆木夜惊，和门昼扃。”莫高窟已是“塔中委尘，禅处生草”，是何等的凄凉。就在这大敌将临，烽火连天，敦煌即将陷落的危难时刻，李氏家族，千金贸工，开凿石窟，塑造佛像，绘制壁画，建造了莫高窟最大的涅槃殿第148窟， 并且首次绘制了《报恩经变》，把儒家的忠君报国思想融入佛教壁画，借此激励敦煌军民抗击吐蕃入侵。同时也反映了敦煌臣民无所畏惧，誓死保卫家乡的勇气。”
    《乾宁碑》立于唐昭宗乾宁元年（894），上距《大历碑》128年，距唐宣宗大中二年（848）率领敦煌军民起义， 收复敦煌及河西十一州已经46年。在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形势如碑文所记：“时遭西陲汩没，洎于至德年中，十郡土崩，歼绝玉关之路。”在敦煌回归大唐，张氏归义军政权时，敦煌的政治形势是“运偶大中之初，中兴启途，是金星曜芒之岁。皇化洽溥，通于八宏；遐占雪山，绵邈万里，“复天宝之子孙，致唐尧之寿域”，“十郡丰登，三边无警”。历经吐蕃统治之后，李氏家族所建的第148窟已是“林风透闼，尘埃宝座之前，峗岭阳鸟， 曝露荼毗之所。”于是才激起李明振重修“当家三窟”。此观点参阅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24]、施萍婷《敦煌与莫高窟》[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