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官私合作：亚洲教育援助项目的整合与推广
    1954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行动协调委员会”指示哈罗德·霍斯金斯牵头，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卫生、教育及福利部和援外事务管理局（FOA）⑩选派的代表一道就美国应当从事的海外教育项目展开研究（11）。其时，美国已经在“国家安全体制”下从事了数年的反共产主义斗争。在“冷战共识”的影响下，美国所有个人、团体和组织都被动员起来，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都被放入美国冷战的“武器库”。“教育”这一媒介或工具（12）亦被广泛运用到冷战斗争中，但决策层认为相关机构的努力仍然不够。冷战使美国教育援助有了新的使命和方向。这种转向有形式上的和内容上的两层意义：形式上，美国政府迫切希望将美国所有资源都整合起来，投入到这场反击共产主义的“心智”之战中；内容上，则希望在实现教育援助已有功能之外，还要实现反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冷战目标。特别是在亚洲冷战战场上，美国面对的敌人是文化与观念差异巨大的中国；美国试图争取的对象则是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并倾向于保持中立的亚洲国家，这需要美国倾注更多的财力和智力。
    美国基金会甚至比行政机构更早意识到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反击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如前所述，福特基金会在转型后，很快把视线对准海外文化和教育领域。在福特基金会看来，美国正在输掉一场文化战争，因为美国没有在海外宣传自己的文化成就，这使得其他国家更容易接受苏联有关美国文化贫瘠的宣传（13）。因此，美国必须在这一领域展开行动，一是为了促进国家间的相互了解，使其他国家民众从“心灵与智慧”上理解美国和美国人；二是反击共产主义对美国文化贫瘠的攻击以及海外文化圈对美国的误解（14）。1954年2月，福特基金会先是参与了美国国务院发起的名为“艺术与国际文化展示领域的项目纲要”（15）活动，接着又与国务院合作，利用其正在资助的跨文化出版物发行项目来支持政府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16）。不久，福特基金会又向美国国务院建议由非政府组织来资助“国际人员交流项目”，并视其为保证“整体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举措（17）。
    1954年12月1日，“行动协调委员会”采纳了委员会助理室关于推进美国海外教育项目的建议，并指示各机构立刻执行（18）。1955年初，美国整合并扩大海外教育项目的工作正式开始（19），亚洲成为重点关注的地区，其中菲律宾被选为试点国家（20）。海外教育援助项目在强调要“通过分享知识、技能和技艺，推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更强调要“促进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更好的理解；增进美国人民与其他国家人民间的相互了解”（21）。其深层次的涵义则是要将美国式的民主推广到这些新兴的国家和地区。“海外教育项目”指南也特别提到，为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开展，必须“鼓励美国非政府组织与个人，以适当的项目来支持美国的政策”（22）。
    归结起来，这一时期美国在亚洲与共产主义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中，面对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亚洲教育援助项目正是针对这三个问题而实施，官私组织的合作也是在项目推行过程中实现的。
    其一是如何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宣传的挑战”的问题。不可否认，1940年代后期至1950年代，共产主义的影响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处于上升时期。但是，在美国看来，共产主义影响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是苏、中社会主义国家宣传的结果（23）。特别是在文化教育领域，社会主义国家正通过一切方法强调“共产主义不容置疑的真理地位”。令艾森豪威尔政府担心的是，共产主义的宣传非常成功。“近年来，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书籍（除《圣经》以外）一直是《联共（布）党史》，其发行量超过4100万册”（24）。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的挑战，美国新闻署制定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海外图书项目，出版专门反击共产主义学说的书籍，但苦于无法在亚洲分送和发行这些书籍。此时，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发行图书的能力受到美国新闻署重视，双方遂协商就此展开合作（25）。在行政机构的支持下，亚洲基金会的“亚洲图书”项目成为美国在世界上实施的规模最大的图书发行项目。亚洲基金会接受美国出版社、大学书店、州政府与地方政府、教会和社交俱乐部的图书捐赠，并通过已经建立好的渠道将这些图书送到亚洲各国的大学和社区图书馆（26）。与此同时，在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下，诸如香港教育研究会这样的组织出版了一系列以“发展与研究”为主题的书籍（27），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50年代中期，冷战对抗已经趋于白热化。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一批新独立国家。在美国看来，这些刚刚独立的亚洲国家经济落后、政治动荡，极易受共产主义渗透和宣传的影响；它们不仅政治上未确定方向，在意识形态上也未有归属。苏联和中国正试图将这些国家“置于共产主义控制之下”。如果共产主义取得成功，世界力量平衡可能会发生决定性的改变。因此，影响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取向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28）。然而，亚洲国家数量众多，每个国家面临的问题都不尽相同，美国政府与基金会不得不在其教育援助活动中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例如在马来亚联邦，美国认为其有倒向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因此采取的方法是向学校、青年组织和其他组织提供书籍、出版物、电影和其他类似素材，以抵消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同时，促使其接受来自美国专家的帮助（29）。在日本，亚洲基金会认为日本的共产主义力量非常强大，能够通过控制教师工会来影响日本青年一代，于是开始为那些“真正关心（日本）教育中的民主原则”的组织和个人提供帮助（30）。在泰国，虽然总体形势有利于美国，但为防患于未然，相关机构仍然在当地开展了教育援助活动，就“共产主义威胁的实质”对泰国人民进行全面的教育（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