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金会在海外教育援助项目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美国针对亚洲开展的教育援助项目来看，基金会具有官方机构无法企及的优势。它拥有相对充足的、可以灵活使用的资金；它可以对内整合知识群体和教育资源，对外使用与受援国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更重要的是，基金会可以使海外教育项目避开“美国官方介入”的嫌疑，从而推动项目的顺利实施。
    与传统上认为基金会参与诸如教育援助项目这样的政府项目，资金必定来源于政府的观念相反，已有文献揭示，大量项目资金是由基金会提供的，后者因此对项目的实施和走向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美国政府一直面临经费紧张、人员不足、沟通渠道不够广泛等难题。行政机构承认，直接或间接实施海外教育项目的私人组织，如基金会、志愿对外援助机构、宗教组织、联合国特殊志愿者项目和一些商业机构，其活动的规模要大于政府的官方努力。1950年代中期，有1000多个官方和私人组织从事海外教育项目，其形式从资助一名学生赴美学习到大型技术合作项目，不一而足。据估计，仅（教育）交流项目，就有至少300个私人机构和30个政府机构在实施（52）。根据国际教育协会（53）调查显示，在美国政府和美国基金会的共同努力下，1957-1958学年共有43391名外国平民学生在美学习。美国政府提供全部或部分资助的有2876名；私人或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学生人数则是12770名（54）。另据美国中情局官员的说法，1959年来自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交流学生有16000人（55）。换言之，在数量庞大的亚洲赴美学生中，很大一部分资助是由私人基金会提供的。
    美国推行海外教育项目必须利用美国知识界和教育界的各类专业人员。然而，传统上，美国大学中的教育者对于政府控制或政府指导都非常反感，但对接受基金会的资助却没有心理障碍。这是艾森豪威尔在贝勒大学建议中提出要敦促美国个人、私人基金会和私人组织扩大其对海外大学援助的主要原因（56）。前述亚洲基金会在实施“亚洲图书”项目和针对东南亚华人的教育项目时，都充分调动了美国国内的资源。福特基金会整合国内教育资源，并将其应用于海外的能力更是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后期，福特基金会非常关注欠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问题，其项目重点大多集中于当地发展规划和教育体系。以巴基斯坦项目为例，福特基金会利用哈佛大学的智力资源，在巴基斯坦资助成立了三个工学院、三个家庭经济学院和一些乡村援助研究院，支持各种教育事业的推行（57）。
    基金会在对外联络和沟通方面，也比官方机构更具优势，能够为官方教育援助项目提供广泛接触受援国私人组织和个人的沟通渠道。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心理战政策制定者已经注意到语言在传递信息和思想方面的关键作用，美国新闻署和国际合作署都试图利用英语来实现其冷战目标，但也同时发现，美国官方很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或许是涉及文化和国家威信最为敏感的领域。它费时甚巨，有时是几年的时间，才能与当地教育者建立起互信，也才能与其合作，有效推进美国的教育项目。”（58）正因如此，当美国国务院试图在越南扩大其英语教学项目时，不得不向诸如亚洲基金会这样的非政府机构询问其是否有资源和计划在这一领域展开行动。为便于类似项目的开展，美国行政机构决定，此后“在设计美国政府发起和资助下的英语教学项目的规模和类型时，应当始终将非政府资源考虑在内”（59）。
    毋庸置疑，美国在亚洲地区推行教育援助项目的最主要障碍是：容易引发当地政府和民众对于美国官方援助的反感和怀疑。由于教育援助项目的特殊敏感性，特别是在195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亚洲绝大多数国家奉行“中立”外交路线，试图摆脱大国的控制与操纵，对美国官方以任何形式介入当地“教育”领域都表示怀疑。因此，能否获得当地政府信任，进而被允许在当地实施相应的教育项目，就成为美国教育援助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与受援国建立“信任”关系方面，美国政府对基金会和其他私人志愿组织的依赖几乎是“绝对的”。
    福特基金会在陈述自己参与政府项目的理由时提到，在争取欠发达国家政治领袖、文化领袖和劳工领袖领域，由非政府组织来发起交流活动是非常适当的。因为，“有些国家的有些个人，事实上非常适合参与项目。他们可以将有建设性的、可靠的（美国）故事带回各自国家，但不愿意接受来自美国政府的资助。他们很自然地想保持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或知识威信，不愿冒险使自己倾向美国的观点与接受美国政府资助联系起来。”与之相反，“接受来自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私人组织的资助将毫无疑问会打消这些候选人疑虑，并增强其在国人中的影响力。”（60）
    甚至像亚洲基金会这样与官方关系比较特殊的私人组织，也比美国政府更容易被亚洲国家所接受。20世纪60年代后期，亚洲基金会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被美国媒体曝光，声誉受损。然而，经历了“无数次的”评估与考察后，亚洲基金会最终存活下来，其原因是：通过多年来在亚洲的活动，亚洲基金会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特征和力量；它被亚洲国家广泛接受，受到高度尊重并赢得重要的信任；它在亚洲的项目具有创造力、令人印象深刻。因而，“亚洲基金会的继续存在对美国有独特的价值，对美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目标有难以估量的贡献。”（61）
    （二）“国家安全危机”影响下美国基金会的“意识形态”转向
    自杜鲁门政府确立“国家安全体制”以来，美国国内达成了一切以“国家安全”为第一需要的政策共识。艾森豪威尔政府颁布的国家安全政策文件确认，美国当前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目标是：在世界范围内“培育对美国与自由世界传统及观念的理解与接受”（62）。这实际上意味着，无论是对外援助，还是文化交流，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传递一种意识形态信息，为了帮助美国最终赢得冷战。曾经在中情局国际组织处担任负责人的汤姆·布雷登这样解释美国的政策，“我们想要把所有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都团结起来，向世界展示西方和美国致力于自由的表现方式和知识的自由获取”。他承认这些活动是秘密资助的，但“为了鼓励开放，我们必须秘密进行”（63）。同样，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心理战文件中，计划制定者主张将诸如“美国之音”、公告和新闻这样的“快速媒体”用于针对共产主义的防御性宣传；而图书、信息中心、人员交流和教育服务这样的“远程媒体”则用于实现诸如进步、独立、自由、和平、睦邻、共同安全、真理这样的长期的确定目标（64）。就海外教育援助项目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既是美国对外发展援助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美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信息宣传活动的一部分。最终殊途同归，在冷战大背景下，教育亦成为美国输出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手段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