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安全政策”指导下，美国官方教育援助项目的“意识形态”转向非常明确。前述有关海外教育项目的一系列文件都指明，美国“在（海外）教育努力中……应当有意识的传播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思想和理想，使其成为我们海外援助项目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目标。”（65）为了实现这一政策目标，海外教育项目相关实施部门都进行了充分的努力。美国新闻署和美国国务院国际教育交流服务中心的活动本身就以输出美国意识形态为目标。国际合作署的技术合作项目表面上与意识形态无太大关联，仅限于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专业教育和技术教育援助，“人文科学或其他与经济发展没有密切关联的学科都没有得到资助”（66）。但其很快进行了调整，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技术援助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借此“阐明能够将自由世界民众联结在一起的那些理想和愿望”（67）。与上面三个机构相比，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形式更为隐蔽，但目标却更为直接。50年代，中情局将在亚洲实施教育活动的重点放在了菲律宾，目的是将菲律宾发展成为一个地区中心，“为诸如台湾和南朝鲜这样的‘民主工厂’提供保障”（68）。
    对于参与到海外教育援助项目中的美国基金会来说，利用教育来传达善意或传播美国（西方）的宗教和文化是其传统功能和职责所在。但受冷战影响，美国基金会亦出现了两个转变：一是与行政机构建立了较为长期的密切合作关系，为行政机构提供智力和资金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行政机构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政策规划。二是开始“有意识的”进行特定意识形态渗透与宣传，帮助推动美国整体冷战目标的实现。前面提到，美国基金会在国内舆论形成和对外政策制定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从亚洲教育援助项目的实施过程来看，基金会在用教育来反击共产主义方面，与官方达成了一致。不仅如此，福特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的海外教育项目比官方项目开展得更早，投入得更多，在亚洲当地的影响力也更大。尽管私人基金会的海外教育项目从来都带有价值观念推广和意识形态渗透的色彩，但为实现美国总体冷战目标而“刻意为之”，借助教育援助项目“有意识地”进行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宣传，却是始于冷战时期。
    从本文重点探讨的两个基金会来看，亚洲基金会成立于冷战时期，本身就代表着民间反共产主义的声音和力量。改组后的亚洲基金会接受美国行政机构的全面指导，虽然名义上一直是非盈利非政府组织，实质上却是美国政府推行意识形态战的有力工具（69）。福特基金会转型后，在印度、巴基斯坦、近东、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地都设有驻地办公室，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援助组织。其活动的重点领域也转向促进教育、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特别是“教育促进民主”和“增强国际理解”两个领域（70）。有学者考察后认为，20世纪50年代，福特基金会在国际艺术与人文领域的资助项目都是出于意识形态目的而分派。由此可见，基金会推动下的海外教育援助已经成为冷战中“争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意识形态武器。
    注释：
    ①例如： Samuel H Butterfield. U. S. Development Aid-A Historic First: Achievements and Failur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onn. : Praeger, 2004; William Robinson. Promoting Polyarchy: Globalization, US Intervention and Hegemon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Tony Smith. America‘s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②文中论述的地区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美国援助南亚的目标和手段都不尽相同，需要另文撰述。
    ③有学者认为，这种公共舆论共识开始于1946-1950年。1950-1965年间，仍有70-80％美国人支持这种反共产主义的思潮。Milton J. Rosenberg.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the Cold War Consensus”，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March 1981.
    ④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55; Milton J. Rosenberg.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the Cold War Consensus”。
    ⑤Kathleen D. McCarthy. “From Cold War to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Activities of the Ford Foundation,1950-1980”，Daedalus 1987,116（1）， p. 94.
    ⑥Memorandum for the Board Assistants, Dec 10,1954. The National Archives II, RG 59, Executive Secretariat, Box 34, American Overseas Education 1954.
    ⑦H. Rowan Gaither, etc. Report of the Study for the Ford Foundation on Policy and Program. Detroit, Michigan: The Ford Foundation, Nov. 1949, p. 21.
    ⑧弗朗西丝·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第4、149、157页。韩铁教授在其论述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之间关系的博士论文中亦表示：认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完全是受官方主导，或受“国家安全体制”的指导，而没有区分福特基金会与美国政府机构，特别是中情局之间的分歧，这样的观点不具有说服力。参见Han Tie.The Ford Foundation and Chinese Studies, 1950-1979,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7, p. 6.
    ⑨Robert Blum. “The Work of The Asia Foundation”，Pacific Affairs, 1956, 29（1） p. 48.
    ⑩援外事务管理局，成立于1953年8月1日，取代共同安全署和技术合作署，全面负责美国对外经济和技术援助项目的运行、控制和指导工作。1955年5月9日，援外事务管理局被国际合作署（ICA）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