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浙江总督卸任之后，朝廷本有意令李卫任刑部尚书，大概是因为更看重其管理地方事务的才能，即授直隶总督。
    但是，李卫在直督任上没有如在云南和浙江地方那样，在盐务上有更多的作为。因为直隶属长芦盐区，该盐区是清代最重要的盐区之一，范围包括直隶以及河南的部分地区，在盐课收入中的地位仅次于两淮。所以长芦盐务和两淮盐务一样，向由专门的盐官--长芦巡盐御史（即盐政）管理。作为地方官，李卫只是将盐务作为一般地方性事务来处理。但是他仍然关心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在直隶推广他在浙江时实行的老少牌盐制度，规定近场老少贫难之人每天可以背盐四十斤售卖度日，并发给烙牌为凭，以杜奸贩大量走私盐斤。特别是他平息当时长芦盐区扒抢盐斤风潮时的做法和态度，很值得写上一笔。
    乾隆初年，长芦盐区的滩场爆发了长时间的哄抢盐斤的风潮。盐政三保在乾隆元年三月的初五日、初七日、十七日连续奏报：“滩坨产盐之处，竟有不法奸徒盗扒兴贩，肆行无忌……长芦之沧州、静海、天津等处滩广盐丰，枭贩更甚。”（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档案，乾隆元年三月初五日三保折。）其中，严镇场坨盐被百十余人盗扒了一千三百余包，越支场被三百余人盗扒了一万七千余斤，芦台场也被百十余人盗扒了一千余包。而且骚动起来的人数越来越多，发展成“纠哄多人”打抢盐店，动乱的地区范围也逐渐扩展。
    李卫以总督身份派兵拨将，协助三保平息这场风波，本是其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可贵的是，他强调对于派拨的兵弁，需要“各给一月盘费，不许丝毫短价病民”。他还在奏疏中指出：官府近期正在裁撤盐商私雇之巡役，这本来是一桩德政，因为这些巡役往往狐假虎威，祸害百姓。但是，这一举措实施之际，发生了哄抢盐斤的风潮，则必须格外留意，因为这些人“若一旦失养，听其聚散，即转而为枭，贻害更甚”。所以妥善的办法是“分其势以安其身，渐次消除”（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档案，元年三月十七日李卫折。）。他在指挥各府州县追归失盐时，持着一种相当宽厚的态度，认为参与抢盐的人大都是一般平民，不是积惯盗贼，如严加拷掠，“恐抢盐之人畏情惊慌……致有逃遁，抛失农业”。于是饬令各级地方官“晓谕乡总地保，令其自首免罪，概不深究”。李卫以他对民情的深切体会，稳妥而坚定地平息了这场风潮，百姓们得到安全保证以后，“将盐纷纷交还商店。”（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档案，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李卫折。）
    天下之事，是非自有公论。李卫在盐政上的作为，在当时即有口碑。
    首先，由于其业绩卓著，皇帝对他非常器重。雍正皇帝赞扬他：“操守廉洁，办理事务为国家出力，实所罕见。”（注：《雍正朝起居注》，雍正六年三月十五日。）在把他和其他官员做比较时，也每有赞誉之辞。雍正六年，云南巡抚杨名时离任，要求将盐务赢余银两修河道以为德政，雍正说：“滇省盐政、铜厂弊端种种，皆系李卫到任之后极力整顿者，……（杨名时）更有何颜言及盐余银两也？”（注：《雍正朝起居注》，五年六月十五日。）李卫离任后的浙江盐政又渐不如前，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之上谕曰：“从前督理盐务，惟总督李卫管理两浙时恤商裕课，事事妥协，实无出其右者。程元章接任之后……两浙盐务虽不致于敝坏，闻渐不如前。”（注：《雍正朝起居注》，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连乾隆皇帝也认为：“两浙盐务向来废弛，李卫时尚好”，程元章则大不如李卫（注：《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元年二月二十日。）。在李卫任职直隶总督，对盐场附近地区冒充贫难的奸贩进行识别清理时，乾隆皇帝褒奖说：“李卫陈奏种种弊端与朕所闻无异，……李卫所奏办理之处宽严得宜，甚属妥协，……李卫此奏足见实心办事，甚属可嘉，着交部议叙。”并责问时任长芦盐政的三保：“职司盐政，身亲其事，何以目睹地方情形，并不奏闻？”（注：《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元年三月初三日。）
    其次，因为他在任时政绩卓著--其中也包括疏理盐务，造福一方，人民得其恩惠，爱戴非常。继任浙江总督李灿在奏报李卫离任时的情景时说：“李卫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起程，老幼百姓拥护道旁，目击人情正切。”（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九年十二月初七日李灿折。）雍正十二年，已督直隶的他与户部尚书海望一同到浙江查看海塘，“远近村氓以为公复来抚浙也，额手迎者蚁屯数十里，欢声应天。”（注：钱仪吉《碑传集》卷六十九。）足见他在浙省人民心中的地位。
    应该看到，李卫之功绩除了个人素质之外，也还有着重要的客观条件，那就是雍正皇帝对他始终如一的支持，使他可以无所顾虑，大胆地实施自己的计划。李卫乃雍正皇帝爱臣，且为人直率，易于招怨，他深知世宗在世时自己还有皇恩眷顾，在新朝的命运则有些难测。因此，雍正皇帝驾崩后，他“入谒梓宫，跪伏大恸，晕绝不能起”（注：钱仪吉《碑传集》卷六十九。）。乾隆皇帝虽对他温言抚慰，并对他在直隶的政绩大加赞扬，但毕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李卫虽仍屡屡建言，却再也不能如雍正朝时一般大刀阔斧地实现抱负了。乾隆皇帝在解决他和其他官员的矛盾时说：“以督抚大吏，胸无主见，宽严互异，必致禁令废弛。务去偏私锢习、迎合揣摹之见，各以大中之道佐理平康之治！”（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档案，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李卫折。）这道上谕并不是给李卫一人的，但和雍正上谕中全心的鼓励之意比较起来，其迥异之处已使李卫颇觉悚然。
    此外，李卫对盐政的整理，大多是本着当时盐法的原则来进行的，以他的能力和品质，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完成盐政的四个目标任务。但是，其措施没有触及到清代盐法的根本弊端，所以在离开了他的指挥后，盐政往往就又趋于紊乱。如浙江发给近场老少贫难之人烙牌，严格管理以杜奸贩的办法，在他离任后，造成了对当地普通百姓的危害。顾成天对此发表反对意见：“本朝悬场三十里之内无官盐店，听民间自为买卖，不设巡逻，三十里之外则以私盐罪之。自浙督李卫更定盐政而后，灶不得私煎，民不得私买，就场立店，就场巡逻，宿奸枭猾串通文武缉役，大舟兴贩，往来如常，而肩挑背负自三五十斤至数斤以内者老弱妇女悉罹于法，问徒者不计其数。”（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档案，无确切时间顾成天折。）并且各地的老少牌盐越来越成为私枭的盐源，终于导致乾隆四十二年山东峄县大案的发生，接着政府对该制度进行了彻底取缔。显然，李卫“更定盐法”的效果，不如陶澍化千万私枭为合法商贩的票盐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