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关于北魏政权多次放免宫女问题，《魏书》诸帝纪有详细的记载：如《魏书·太宗纪》载拓跋嗣永兴三年（411 年）二月戊戌诏：“其简宫人非所当御及执作伎巧，自余悉出以配鳏民。”《魏书·世祖纪》载拓跋焘太延元年（435年）春正月癸末，“出太祖、 太宗宫人，令得嫁。”《魏书·高祖纪》载孝文帝拓跋宏太和三年（479 年）“二月辛巳……幸代郡温泉，问民疾苦，鳏贫者以宫女妻之。”同年“秋七月壬寅，诏宫人年老及疾病者，免之。”太和五年（481 年）二月拓跋宏诏曰：“免宫人年老者，还其所亲。”太和十三年（489 年）“八月，出宫人赐北镇人贫鳏无妻者。”及太和二十三年（499 年）拓跋恪在“秋八月戊中，遵（拓跋宏）遗诏，高祖三夫人已下悉归家。”从上面拓跋嗣、拓跋焘、拓跋宏到拓跋恪即位的不到90年的时间里，北魏皇帝曾先后七次放免宫女的史实看，其中至少有四例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出北魏政权放免宫女的目的是“以配鳏民”，而且这四次放免宫女全部集中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具体分析这四次放免，又不难发现，虽然拓跋嗣永兴三年（411年）及拓跋焘太延元年（435年）放免宫女“以配鳏民”没有特定地区，但是，孝文帝太和三年（479 年）及太和十三年（489年）的诏令， 均有放免宫女“以配鳏民”的确切地区：即一为“代郡”，二为“北镇”。代郡，治所在平城（今大同市北），一直是北魏前期和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的政治中心，也是鲜卑族各部集中居住的地区；北镇，又称六镇，是道武帝拓跋珪至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北魏为了有效防止北方柔然的入侵而特设的六个重要的边镇，戍镇的将士多是地位很高的拓跋鲜卑族人。关于这一点，正如《北史·广阳王建附深传》所记载的那样，北镇初设时，“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以至“当时人物，忻慕为之。”但是，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这两个北魏国家的重津要地，却需要北魏皇帝放免宫女“以配鳏民”，这是不是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拓跋鲜卑族存在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呢？！同时，由北魏皇后的入宫途径看，从拓跋珪到拓跋宏时期的16位皇后中，被掳掠和被作为罪犯家属籍没入宫者有9人之多， 占皇后总数的50%以上。而且，这9人之中有5人为汉族女子。由北魏皇后多出身汉族和地位卑贱的情况看，北魏的宫女中，汉族女子也应该占到多数。从这种角度看，北魏政权放免宫女“以配鳏民”，实际上促成了汉族女子与拓跋鲜卑族贫民的婚姻。
    再次，关于北魏前期掠夺他族妻女以班赉将士为妻问题，《魏书·世祖纪》记载甚详细：始光四年（427年），北魏军队击败赫连昌， 俘虏“昌群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宫人万数”。拓跋焘在自取赫连昌的三个姊妹作为贵人之后，便“以昌宫人及生口、金银、珍玩、布帛班赉将士各有差。”同书同传又载拓跋焘于延和三年（437 年）“破白龙余党于五原”，并“虏其妻子班赉将士各有差。”与上面两条北魏军队虏略他族女子的记载相关，沈约《宋书·索虏传》也有两条相似记载：宋少帝刘义符景平元年（423年），即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八年， “虏（北魏）悦勃大肥率三千骑，破高平郡所统高平、方舆、任城、金乡、亢父等五县，杀略二千余家，杀其男子，驱虏女弱。”此后不久，“虏又破邵陵县，残害二千余家，尽杀其男丁，驱略妇女一万二千口。”另据《宋书·序传》中记载当时刘宋盱眙太守沈璞的评论称：被北魏军队所驱略的高平、任城、金乡、邵陵等六县汉族女子，“不过得驱还北国作奴婢耳。”把《宋书》与《魏书》所记载的五条史料结合起来看，在北魏明元帝到太武帝的对外战争中，外族女子均是被北魏军队所驱略的主要对象。虽然，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年间被虏掠的汉族女子仅仅是充当“奴婢”，而没有明言是班赉将士为妻，但是也无法排除存在北魏将士强娶这些汉族女子为妻的可能性。同时，把这五条史料与《魏书·世祖纪》记载拓跋焘“太延元年（435年）癸末，出太祖、太宗宫人， 令得嫁”的史料相对照，我们便不难发现：如果北魏前期拓跋鲜卑族不存在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的话，拓跋嗣和拓跋焘是不会命令驱略他族妻女、并班赐将士为妻的！
    综上所述，从北魏中期以前北魏国家的“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与汉族血统、地位低下、身份不自由的“百工、伎巧、卑姓之人”保持长期婚姻关系以及北魏中期以前皇后出身的卑贱化、历代魏帝多次放免宫人“以配鳏民”等历史记载看，北魏中期以前，拓跋鲜卑族中非常有可能存在着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
    二、北魏时期拓跋鲜卑与汉族融合的阶段性和阶级性特点
    关于北魏时期拓跋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问题，史学界传统的观点认为有三大途径：其一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鲜卑贵族与汉族门阀士族间的政治婚姻；其二是在鲜卑族由草原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由于胡汉杂居而促进的交流与融合；其三是在北魏末年的农民起义中，鲜卑族、汉族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被压迫人民，共同反抗北魏统治者的压迫，从而在斗争中增进了友谊、了解和融合。近年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又涌现出许多新观点，如牟发松先生认为北魏的民族融合，“可以说主要体现为北方少数民族逐步接受汉族文化的过程”（注：参见牟发松先生“南北朝交聘中所见南北文化关系略论”一文，刊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料》第14辑。）；又如钱国旗先生把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划分为两个阶段，并认为北魏鲜卑与汉族的融合主要体现在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上。（注：参见“论南迁拓跋鲜卑与汉族融合过程中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1991年第2期《南京大学学报》。 ）这些论断和探索，无疑是正确的和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但同时，我认为以上论断似乎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忽视了民族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都会受到人类自身生产规律的制约。而这种制约主要体现在两性必须有一个相对均衡的比例上。换句话讲：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古代社会里，一个要发展、要前进的民族，其先决条件是必须保证正常的种的繁衍。如果该民族内部缺乏这种机制，就需要这个民族勇敢地面对现实，积极地寻找完成种的繁衍的必备条件，即去促进两性均衡的结合。而在这个方面，北魏拓跋鲜卑族的祖先就做得很好。
    首先，北部鲜卑在由北兴安岭西迁至匈奴故地的过程中，积极与匈奴遗部融合，从而完成了向拓跋鲜卑转变的过程。
    众所周知，鲜卑族最初居住在蒙古草原的东北部，是东胡的一个支系。因为其“国有大鲜卑山”，故“因以为号”，称之鲜卑。（注：《魏书·序纪第一》。）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大将军窦宪击败匈奴，北单于逃走，东部“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而北部鲜卑也在首领推演的带领下，由大兴安岭北段向西迁居“大泽”，即今呼伦湖；到东汉桓灵时期，北部鲜卑又在献帝邻及其子诘汾的带领下横穿蒙古草原，到达匈奴故地，即冒顿发迹的阴山一带。（注：参见黄烈先生《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五章所推断北部鲜卑西迁匈奴故地应在东汉桓灵时期的观点。）此时这里的“匈奴余种尚有十余部落”（注：《后汉书·鲜卑传》。），北部鲜卑在此与匈奴遗部频繁交往，通婚融合。因为其时“匈奴女名托跋”，且“胡俗以母名为姓，”（注：《南齐书·魏虏传》。）所以，北部鲜卑与匈奴遗部的通婚融合，最终形成了以鲜卑父、匈奴母为内涵的“拓跋”族族名。（注：参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一书的考证结果。）同时，由于鲜卑与匈奴遗部的联姻，不仅使得匈奴遗部“皆自号鲜卑”，壮大了鲜卑的势力，而且也使得拓跋鲜卑在北单于逃走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从此，拓跋鲜卑走上了“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注：《后汉书·鲜卑传》。）的强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