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拓跋鲜卑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与汉族百姓交往、融合，不仅建立起融拓跋鲜卑和汉族地主为主体的北魏政权，而且开始了逐步把拓跋鲜卑族自身完全融入中原汉族的历程。
    早在东汉末年，拓跋鲜卑族与汉族便有了“汉人逋逃，为之谋主”的交往阶段，但是，真正地与汉族友善交往应开始于拓跋力微统治时期。魏黄初元年（220年），曹丕正式代汉。正是此时， 拓跋诘汾之子力微也继位做了首领，他总结前人得失，制定了通好南夏的邦交政策。据《魏书·序纪》记载力微“告诸部大人曰：‘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殆伤不足相补，更招寇仇，百姓涂炭，非长计也。’”在力微的既定方针指导下，不仅中原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往拓跋鲜卑族，而且拓跋鲜卑的部落结合体也不断膨胀，形成了以“帝室十姓”、“内入诸姓”、“四方诸姓”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圈，为以后拓跋魏的建立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拓跋鲜卑与汉族友善交往的第二时期是西晋末年。此时正是力微的孙子猗卢统率拓跋各部的时期。西晋并州剌史刘琨借用拓跋鲜卑的力量与刘渊、石勒对抗，猗卢因此被西晋王朝封为代公，后进为代王，并割马邑、楼烦等五县之地给猗卢，从而使拓跋鲜卑的扩张到并州北部地区。同时，由于中原内乱外扰不断，致使大批晋人避祸并效力于拓跋鲜卑，卫操、卫雄、姬澹、莫含便是其代表。他们为猗卢出谋划策，使拓跋鲜卑在国家政权的确立、法律的制定和官吏的设置等方面获得了经验，从而为郁律次子什翼犍正式确立国家规模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拓跋鲜卑与汉族友善交往的第三时期是什翼犍即代王位，拓跋代国从混乱中摆脱出来、走上复兴道路的时期。什翼犍的母亲是身份低下的汉族女姓，对什翼犍的兴复大业起过决定性作用（注：《魏书·官氏志》载：“平文皇后王氏，广宁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宫，得幸于平文，生昭帝。”广宁，今河北涿鹿。）。同时，什翼犍曾在后赵多年接受汉文化的影响，所以，他继位以后，便立即组建新的国家机构。据《魏书·官氏志》载：“昭成之即王位，已命燕凤为右长使，许谦为郎中令矣。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家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辨才干者应选……”。总之，从上面的记载看什翼犍作为《魏书》中记载的第一个拓跋父、汉族母拓跋鲜卑族首领，他所建立的权力机构完全是融拓跋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的政权形式，同时，结合北魏文成帝诏令中“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常有“令贵贱不分”“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的记载看，我们就不难判断：作为猗卢建代国首任代王、什翼犍复兴代国、再到拓跋珪即代王位的代国兴亡三大时期看：什翼犍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一时期已有“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现象存在了。所以，什翼犍时期，又是拓跋鲜卑与汉族开始血缘交融的时期。
    然而，拓跋鲜卑与汉族交往和血缘交融的最重要、最关键的时期应是拓跋魏正式确立之后、直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的一百多年时间。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期里，拓跋鲜卑从上到下，勇敢而广泛地同北方的汉族百姓结为婚姻，不仅解决了拓跋鲜卑正常的种的繁衍，而且也使得拓跋鲜卑在与汉族百姓融合的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的汉化程度，促进了北魏社会的文明程度。关于这一百多年里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血缘交融，根据《魏书》有关记载和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看，可主要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根据《魏书·皇后列传》记载的情况，从拓跋珪到拓跋宏统治时期，拓跋鲜卑皇帝多娶汉族女性为后，从而使这一时期中拓跋鲜卑父、汉族母的皇帝人数大为增加。二是结合文成帝、孝文帝的三条诏令看，拓跋鲜卑的“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多与汉族出身、地位卑微的“百工、伎巧、卑姓”为婚，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已达到“百姓习常”、屡禁不止的程度。其三是北魏多次放免宫女以配代郡和北镇拓跋鲜卑贫鳏无妻者，促进了拓跋鲜卑族贫民与汉姓女子的通婚。正因为北魏存在这种由上至下与汉族百姓联姻、进行血缘融合的事实，不仅为北魏皇室成员及王公侯伯的汉化提供了条件，而且也为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汉化改革创造了和谐的气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两大方面看出：
    首先，拓跋鲜卑皇族及贵戚与汉族的联姻，其直接的后果是拓跋鲜卑父、汉族母的拓跋皇帝及拓跋贵族子弟的增多。纵观北魏社会民族融合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有三位皇帝是汉族女子所生，即拓跋焘、拓跋弘、拓跋宏。而拓跋焘时期和拓跋宏时期都是北魏汉化改革突飞猛进的重要时期。在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北魏不仅基本上统一了北方，确立了以崔浩为代表的北方汉族知识分子群体在北魏军政事务中参政、议政的地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拓跋焘通过他的一系列诏令，在北魏国家及社会坚决地确立了汉字使用的机制，并确保了儒学在皇族、贵族子弟教育中的中心地位。拓跋焘时期这一系列汉化措施的重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和孝文帝时期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话、迁都洛阳等汉化改革相比较是毫不逊色的。而这两个北魏历史上大力推行汉化改革的均是拓跋鲜卑父、汉族母的北魏皇帝，这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性问题吗？！加之北魏宫廷中汉族儒学师傅、汉族母亲、汉族保姆及汉族宫人在点滴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必然使得北魏皇帝自小到大对汉族先进文化抱有祟敬和亲近的心理，这使得北魏皇帝有机会提高自己的汉化水平。事实上，拓跋皇帝的汉化水平确实是随着北魏政权的成长而不断提高。从《魏书》诸帝纪的记载看，北魏的皇帝，在他们的诏书中常引用《诗》、《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史称明元帝拓跋嗣“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又据《魏书·高祖纪》载拓跋宏“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老庄，尤精释义。才藻富胆，好为文字，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章，马上口授，乃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试想，如果不是拓跋皇帝自小经历严格的汉文化影响和教育，能有这么高的汉化程度吗？！
    与此同时，这些从小经历严格、正规的汉文化教育的皇帝们正式继位后，对他们的皇子们也十分重视进行汉文化的教育。根据《魏书》诸帝纪记载的情况看，在道武帝拓跋珪初定中原时，“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余人。”天兴二年（399年）， 又“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魏书·世祖纪》称，拓跋焘太平真君五年（444年）诏曰：“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 ”到孝文帝统治时期，对儒学和皇家汉化教育尤为重视，并特开‘皇子之学’，以提高其汉文化程度。孝文帝太和九年（485 年）令曰：“皇子皇孙，训教不立，温故求新，盖有阙矣！可于闲静之所，别置学馆，选忠信博联之士，以匠成之。”（注：《魏书·咸阳王传》上。）由于孝文帝以前的历代拓跋皇帝非常重视对当时皇室及贵族子弟的汉文化教育，使得拓跋魏的皇室成员和贵族阶层的汉文化水平逐步提高，从而为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和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彻底地汉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