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说。 《法学词典》认为《则例》编订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注：《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增订版，第823页。）。《民族词典》认为《则例》汇编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注：《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965页。）。 《蒙古族简史》中也说：“理藩院在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将清太宗以来陆续发布的125条有关蒙古的法令，汇编为《则例》。 ”（注：《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令人遗憾的是， 这两种说法究竟本于何种清代文献，这些书中均没注明，笔者虽查阅多种资料，仍没搞清，在此就教于方家。
    乾隆年间说。赵云田从第一历史档案馆抄录出来的一部法规集，经其考证，认为是乾隆朝内府抄本《则例》，成书于乾隆二十一年（1765），系稿案本。（注：赵云田：《清代理藩院祹理藩院资料和理藩院研究》，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中心1988年版。）但这本《则例》与正式颁行的《则例》体例完全不同，其名称由来该书也未予说明。另近人邓衍林在《中国边疆图籍录》一书中记载有清乾隆间抄本《则例》（存宾客、柔远右、柔远左、理刑、录勋、银库6司），此本《则例》也未见到。
    嘉庆年间说。刘广安在《清代民族立法研究》一书中认为：最早的《则例》应是嘉庆朝出现，嘉庆二十年（1815）编纂完成，嘉庆二十二年（1817）刊刻颁行。（注：刘广安：《清代民族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章第11、7、13、15页。 ）张羽新也与他的看法相同，认为，乾隆开民族立法的纪元，首先制定了《蒙古律例》。但到嘉庆初不能适用，于是嘉庆十六年（1811）提出修撰《则例》问题，嘉庆二十二年（1817）正式公布实行。（注：张羽新：《重印〈大清会典理藩院事例〉序》，见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大清会典理藩院事例》线装本。）这种说法源于光绪本《则例祹原奏》，有明确的史料出处，也是目前普遍一致的看法。
    2.《则例》与《蒙古律例》的关系。
    《蒙古律例》是清对蒙古地区的法令汇编，其中大部分条例为乾隆年间奏定，共12卷209条。目前能看到的汉文本《蒙古律例》有乾隆、 嘉庆年间刊刻的两种版本。
    一种意见认为《则例》吸收了《蒙古律例》的内容。
    张晋藩在《清律研究》中谈到：嘉庆朝的《则例》既以乾隆五十四年的《蒙古律例》为基础，又是它的发展。就体系而言，《蒙古律例》12门中被《则例》完全保留下来的有首告、人命、捕亡、杂犯4门。 变通沿用的有官衔、朝贡、盗贼、断狱、喇嘛例、户口差徭、会盟行军、边境卡哨8门。至于《蒙古律例》的内容，大部分为《则例》所吸收。 （注：张晋藩：《清律研究》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 ）刘广安认为：《则例》是从《蒙古律例》发展而来的。但在《则例》编纂之后，清代文献中仍习惯称《则例》为“蒙古则例”，或简称为“蒙古例”。乾隆朝以后，清朝对蒙古地区管辖的强化，《蒙古律例》的内容已满足不了清朝治理蒙古地区的需要，所以《则例》除了吸收《蒙古律例》的内容之外，又增加了许多新内容。（注：刘广安：《清代民族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章第11、7、13、15页。）
    徐晓光、陈光国在《清朝对“蒙古例”、〈理藩院则例〉的制定与修订》一文中也有相似的看法。他们认为：乾隆五十四年重新校定的《蒙古律例》是制定《则例》时依据的底本。《蒙古律例》和许多未曾入律的档案，是理藩院处理蒙古地区行政事务、刑事案件的基本法律依据和日常事务的基本准则。（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徐晓光、陈光国文。）
    潘世宪在《蒙古民族地方法制史概要》（油印本，1983年）中也认为：《则例》是《蒙古律例》的续纂。
    另一种意见认为《则例》不是《蒙古律例》的续篇。
    持这种看法的是赵云田先生。他在《〈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一文中认为：《蒙古律例》和《则例》是两部内涵不尽相同的书，尽管《则例》修纂时吸取了《蒙古律例》的某些成份，也不能把前者看成是后者的续篇。从《则例祹原奏》中可以看出，《则例》编纂时没有参考乾隆三十一年（1766）殿刻本《蒙古律例》，它参考的只是嘉庆年间刊本《蒙古律例》，即把209条逐一校阅，删20条，余189 条内修改178条，修并2条，增纂526条，共713条。可见， 嘉庆二十二年等刊本《则例》基本上是新修纂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就在清政府决定编纂《则例》之后，嘉庆朝的《蒙古律例》仍在续纂。（注：《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赵云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