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则例》的体例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有两种体例。
    赵云田说：从体例上讲，汉文本《则例》有两种不同形式的本子，一是乾隆朝内府抄本，一为嘉庆二十二年等刊本。乾隆朝内府抄本《则例》不分卷，是就当时理藩院所辖录勋、宾客、柔远左、柔远右、理刑5个司属机构的职掌，以时间先后为序记述的。 而嘉庆二十二年汉文本《则例》，是清理藩院的第一部刊本《则例》。之后，道光朝两次增删，光绪朝第三次续纂。（注：《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赵云田文。）
    史筠在《民族事务管理制度》一书中也认为：嘉庆朝所修《则例》的体例与乾隆朝内府抄本《则例》的体例迥然不同。它已完全摆脱了传统的按时间顺序排列历年例案的体例，而是按不同性质的问题，分门别类，缕析条分，综合论列；也不再只是处理问题的例年纪事，而是纂成了律条。嘉庆朝所修的《则例》，基本成为以后几次续修的定式。（注：史筠：《民族事务管理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另一种意见认为内府抄本《则例》不能与刊本《则例》相提并论。徐晓光、陈光国认为：正式编纂《则例》之前，通常将《蒙古律例》也称之为《蒙古则例》，但此《则例》并非嘉庆朝以后的《则例》。第一，从时间来说，《则例》嘉庆朝才有，乾隆朝还没有。第二，从体例和内容来说，乾隆朝内府抄本与嘉庆朝以后刊本显然不同。第三，编辑内府抄本不是一次正式的立法活动，所载法规也未颁布实行，其法律效力较小，不能与《则例》相提并论。（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徐晓光、陈光国文。）
    我这里把张羽新关于《则例》、《会典》、《会典事例》三种体裁产生的时间及特点所作的比较抄录下来，对我们了解《则例》的体例问题很有帮助。他说：《则例》、《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其源盖出《会典》，但又各具特点。清入关前，即仿效明朝，创修会典。入关后，康雍乾嘉光绪五朝，曾奉敕撰修。乾隆年间，《会典》之外，另编各部《则例》。嘉庆续修《会典》时，别编《事例》。自此，成为一代定制，凡续修《会典》，即同时续修《则例》和《会典事例》，各自成书，一起颁行。它们虽都是根据当时的典章制度，以《实录》和中央政府各部的档案为依据编纂的，但体例不同，内容各有侧重。《会典》为一代政治总纲，其理藩院部分，以旗籍、王会、典属、柔远、徕远、理刑6个司为纲编写。各部《则例》以各部职掌为纲， 将处理各种重大问题的规章制度分类编写，《理藩院则例》分通例、旗分、品秩、袭职等60余门编纂。《事例》则各门各目，因革损益，按年排比。理藩院部分，是按封爵、喇嘛封号、设官、户丁等19门，分别将有关档案按年月编写，要了解各项制度的变化，可根据年月，检索即得。（注：张羽新：《重印〈大清会典理藩院事例〉序》，见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大清会典理藩院事例》线装本。）
    赵云田把内府抄本《则例》与乾隆朝《大清会典》中的理藩院有关目录进行比较后也认为：“乾隆朝内府抄本《则例》，不仅是一个稿案本，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乾隆朝《大清会典》理藩院部分事例的辑录，换言之，就是乾隆朝《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部分编纂过程中的未刊本”。（注：《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赵云田文。）
    4.《则例》的性质问题。
    我根据学者们不同的意见，归纳为4种观点。
    （一）认为是一部法典或民族法典。
    《法学词典》认为：《则例》是专为蒙古族人适用而编订的法典。（注：《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增订版，第823页。）
    张晋藩认为：嘉庆二十二年（1817）颁行的《则例》是有清一代民族立法集大成之作。（注：张晋藩：《清律研究》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可称之是中国立法史上的第一部民族行政法典， 纵观《则例》的体系与内容，可以认定，它是民族法规中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民族立法，也是使用地区最广泛的一部以行政法为主体，诸法合体的民族法典。（注：张晋藩：《清朝法制史》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578 页。）
    史筠的《民族事务管理制度》一书中所说的“理藩院则例”，包括有清一代历朝所修《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中关于理藩院的例案或事例：包括乾隆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以及后来多次增修的《则例》；也包括《回疆则例》、《蒙古律例》，以及《西藏通制》等。他认为：上述理藩院则例，是我国封建王朝史上的相当完备的民族法典。这部法典在我国近300年来的历史上影响甚大， 它对于巩固满蒙民族联盟，对于维系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理藩院则例一直沿袭到清朝被推翻以后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它的许多规定，直到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仍在沿用。（注：史筠：《民族事务管理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二）认为是专门法规、行政法规。
    刘广安认为：嘉庆二十二年刊刻颁行的《则例》是清开国以来民族立法集大成的产物。它以民族立法史上空前庞大的体系、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适用范围，成为清代民族立法的代表作。它是一部经过系统编纂的适用于蒙古族、藏族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专门法规，它尚不具备“法典”的一些重要条件，不能称之为“法典”。《则例》的修纂是清朝的一种立法活动，不是一种简单的“法规汇编”活动。《则例》不是一部法规汇编，而是一部经过一定立法程序编纂出来的专门法规。（注：刘广安：《清代民族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章第11、7、13、15页。）
    赵云田在《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一书中谈到：《则例》是清朝统治蒙古族和西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的行政法规。（注：赵云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