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制下的传统中国，皇帝的“家法”与“国法”本相贯通。吕大防既然是向哲宗讲述国家“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的原因，在宗室、外戚关系之外，自然也涉及到皇帝如何处理与臣僚关系的内容，例如宽仁之法。元丰年间，二程曾经称赞吕大防“才高”，并说他的学问“恺悌严重宽大处多”。[19]（《二程遗书》卷二《二先生语二上》）他在元祐末年的这一番话，本意在于揭示“祖宗家法”的丰富内涵；但是，他话中的微言大义尽管出自防微杜渐之思，然而立意并非高远，尽管可效法、可操作性很强，但亦相当繁琐细碎，似与二程称道的他之“才学”不相符应。与其说他是在全面阐释祖宗家法，不如说他是在特定背景下，有针对性地向缺乏经验的皇帝进言，而其侧重点是置于狭义“祖宗家法”之上的。
    宋人在论及“祖宗家法”时，通常是自其广义出发的。凡属治国之道，皆包括在其内容之中。从北宋到南宋，涉及到“祖宗家法”内容的叙说不胜枚举。绍兴元年（1131年）四月，在议论程俱所进有关名臣列传之札子时，宋高宗曾经谈到：“初止令进累朝《实录》，盖欲尽见祖宗规模。此是朕家法，要得遵守。”[20]（《中兴两朝圣政》卷九）乾道七年（1171年）二月，宋孝宗也曾经说：“祖宗法度，乃是家法。”[20]（《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十，乾道七年二月丙辰）
    将“祖宗”时的治国规模都概括为“朕家法”，这显然是自宽泛的意义上加以理解的。不仅皇帝，在士大夫中，也广泛存在着此类共识。比如，“祖宗”的好学、定商税则例、抑绝侥幸等等德行与举措，都被称之为“我朝家法”。
    真德秀在宝庆元年（1225年）六月《召除礼侍上殿奏札》中将赵宋“祖宗家法”之大纲总结为三项：
    惟我祖宗，继天立极，其于事亲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柢根本仁义。故先朝名臣或以为家法最善，或以为大纲甚正，或以为三代之下皆未之有。猗欤休哉，圣子神孙所当兢兢保持而勿坠也。[3]（《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对越甲稿》）
    这样的“家法”，内外包容，巨细无遗，实际上就是赵宋帝王累代相承的正家治国方略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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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祖宗人亲之大义”的《礼记·大传》中说：
    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修族。修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诸志诚。诸志诚故隶属刑。隶属刑然后乐。
    在“家天下”社会中，“社稷”总是被与“宗庙”、“祖宗”联系起来认识的。对于祖宗的尊崇、奉承，是“礼制”的核心内容，也是统治者据以施治的基础。帝国的政治管理原则浸润在宗法制度的深厚传统之中。藉助于祖宗威灵、依赖于经验与传统、注重“故事”与惯例的决策及施政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对于祖宗的崇敬总是与对其举措的仿效纠绕在一起，事实上体现着渊源久远的“人治”与“礼治”、“法治”精神的衔接。
    赵宋既称“家法”，又特意冠以“祖宗”二字，醒示着前代的轨则，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后世统治者的行为。（注：参见拙作：《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国学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待刊）。）
    南宋孝宗在位期间，朝廷上对于赵宋的“祖宗家法”有相当集中的议论。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十月庚午，孝宗即位之初，
    侍读洪遵进读《宝训》，……上曰：“祖宗精于治道如此。”遵奏云：“愿陛下以祖宗为法，天下幸甚。”
    留正等针对这番对话阐释道：
    自古国家之久长者，未有不由子孙遵守祖宗之训也。夫继体守文之世，前圣之法见于已为，而验于既往，遵而行之，以克永世。理有灼然不易者。……寿皇讲论治道，动以祖宗为法，所谓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者哉！[1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百，绍兴三十二年十月庚午）
    乾道七年（1171年）正月，孝宗称“本朝家法，远过汉唐”[20]（《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十，乾道七年正月癸未）；二月，左司员外郎兼侍讲张栻奏本朝治体以忠厚仁信为本，因及熙丰元符用事大臣。上曰：“祖宗法度，乃是家法。熙丰之后不合改变耳。”[20]（《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十，乾道七年二月丙辰）
    淳熙三年（1176年）十月，孝宗与辅臣谈及“中宫天资恭俭”事，说：“家道如此，深以为喜。”但他随即道出了盘桓于自己心中多时的忧虑，即“本朝文物家法远过汉唐，独用兵差为不及”。龚茂良等随即回答道：
    国家自艺祖开基，首以文德化天下，列圣相承，深仁厚泽，有以固结天下之心，盖治体似成周。虽似弱之，然国祚绵远，亦由于此。汉唐之乱，或以母后专制，或以权臣擅命，或以诸侯强大，藩镇跋扈；本朝皆无此等。可以见祖宗家法足以维持万世。[20]（《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淳熙三年十月己卯）
    在劲敌当前的暂安形势下，本来正是从根本上对于“祖宗家法”有所检讨的机会，而龚茂良等人专事逢迎而略无远见的说辞，令人不禁扼腕叹息。（注：刘子健先生对于南宋朝廷上弥漫的不思进取的政治情势，曾有深入的分析，见刘氏著《包容政治的特点》，《中国学人》第五卷，香港新亚研究所，1973年，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