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在淳熙年间，陈亮曾经向孝宗上书评议时政说：
    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略，盖将上承周、汉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于规矩准绳之内，以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于今日而不思所以变而通之，则维持之具穷矣。……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轻动，惟在变而通之耳。[13]（《陈亮集》（增订本）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三书》）
    在《水心别集·法度总论二》中，叶适对于赵宋朝政也有类似的批评。
    朱熹曾经说，“祖宗于古制虽不能守，然守得家法却极谨”。[ 1]（《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赵宋的“祖宗家法”，自其“不容轻议”之日起，即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它的反面。（注：关于这一问题，容另文讨论。）南宋时，一方面有陈亮、叶适等人针对“祖宗家法”的反思与批评；一方面朝廷长期充斥着诸如“自汉唐以来，家法之美，无如我宋”[14]（《南轩集》卷八《经筵讲义》）、“圣朝家法，宏远深长，质诸三代而无愧”[21]（《宋会要辑稿》帝系七之二三）、“我宋立国大体，兵力虽不及于汉唐，而家法实无愧于三代”[22]（《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九《齐家》）一类说法。这种凝滞僵化的认识，一直伴随赵宋走完了最后的历程。
    后代自总结治国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对于宋代的“祖宗家法”有过许多评议。
    明代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陈邦瞻在其《宋史纪事本末》叙言中说：
    大抵宋三百年间，其家法严，故吕、武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莽、卓之祸不作于朝廷。……其制世定俗，实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作《日知录》，在其阐论礼制部分专门议论到《宋朝家法》：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过于前人者数事：如人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梱，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馀年。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冗杂无纪，后之为国者并当取以为戒。
    尽管顾炎武谈论“宋朝家法”时，似乎与当时的“典常”、“政事”以及“一代之制”隔离开来，但他所提到的内容，实际上既有皇室的服丧、立嗣及内外规禁等方面，也涉及到君臣关系问题。
    与顾炎武大致同时的王夫之，在其《宋论》中将北宋前期与汉代文景、唐代贞观并列为治世，而且归其功于宋代的“家法”与“政教”：
    三代以下称治者三：文景之世，再传而止；贞观之治，及子而乱；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于衽席，迨熙宁而后，法以斁，民以不康。由此言之，宋其裕矣。夫非其子孙之克绍、多士之赞襄也。即其子孙之令，抑家法为之檠括；即其多士之忠，抑其政教为之薰陶也。[23]（《宋论》卷一《太祖一五》）
    《宋论》中一方面肯定了赵宋“祖宗家法”的规范作用，另一方面也曾指斥其狭隘性：“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23]（《宋论》卷十《高宗二》）事实上，这不仅是在批评宋代的政治机制及其运作，也在暗中隐寓着王夫之对于明代政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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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故事、沿祖制治国，在帝制社会是自然习见之事。早在西汉中期，汉宣帝即曾经训谕崇信儒生的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且担心“乱我家者，太子也”。[24]（《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在这里，宣帝将“汉家”特有的“以霸王道杂之”的制度，与“纯任德教”的“周政”作了区分。所谓“汉家自有”的“制度”，若不予执守，则会“乱我家”，究其根本，这或许可以称之为当时世代相传赖以治国的“汉家家法”。
    东汉中期，班固作《典引》，阐释了“表相祖宗”之要义，进呈章帝。其中称颂了“陛下仰监唐典，中述祖则，俯蹈宗轨”的德行[25]（《文选》卷四十八），以“唐典”、“祖则”、“宗轨”作为帝王奉行不辍的规范典则。
    后世帝王对于“祖宗”的尊崇奉承，一方面体现为祗畏敬穆的心态，另方面也反映在对于“祖宗之世”治道的总结继承努力中。
    对祖宗祗畏敬穆的心态，集中反映在当时涉及到皇位继承等重大问题的诸多制敕中。唐代肃宗以后，在新皇帝即位的册文中，最为常见的结束语是：“无忝我祖宗之休烈（或曰“丕烈”、“丕训”）！”代宗以后，帝王的遗诏，也是言必称祖宗。此外，在一些改元、大礼、册尊号等大赦制书中，也经常可以见到诸如“乃圣乃文，祖宗大烈，恭维缵服，必在钦承”[4] （《唐大诏令集》卷九《帝王·册尊号赦上》“开元二十七年册尊号赦”）或是“纂业垂统，严奉于祖宗”以及“君天下者，受命于天地，继业于祖宗”、“立国之道，始于亲亲，所以厚骨肉之恩，明教化之本”[26]（《陆宣公集》卷二《制诰·赦宥中》“贞元元年冬至大礼大赦制”）之类文字。
    在一些更为贴近当时社会现实的材料中，我们注意到祖宗教谕所可能起到的实际典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