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第二部分题为“独立和不平等：征服贵族”。首先说明何教授所阐发的“汉化”论题，是弗兰兹·迈克尔（Franz Michael）关于清政权形成的开拓性研究中论题的重复。新的研究根据对1644年前清政策形成的分析：国家支持下满文字的创制、东北各部联合成满族的认同、以及有关起源神话的产生，都更多显示的是满族中心观而非汉族中心观。
    与汉族士大夫左右清政府统治的观点相反，近来的研究赞同的观点是：凌驾于汉官之上有一个独立的征服贵族集团，它是由八旗贵族和皇室男性亲属组成的。对于遍布全国战略要地的八旗驻戍部队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并行于文官机构外的军事机构的认识。八旗贵族，无论是满、蒙，还是汉血统，都是这一世袭特权贵族阶层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称号和就任高官的特权受惠于他们祖辈在征服时期的功绩。曾经在前代把持朝政的宦官，在清代受到了在上三旗注籍的包衣们组成的内务府的监管。清统治者任用征服贵族的成员，管理政务，担任帝国周边地方的要职。八旗贵族参加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十七和十八世纪早期的主要决策机构。白彬菊在对军机处起源研究中指出，顺治朝（1644-1661）和康熙朝（1662-1722）满族在政府中占据优势地位。雍正帝（1723-1735）创建内廷机构，充斥其间的是由他亲自任命的官员。通过内廷机构指挥对蒙古的军事行动，使清帝避免了官僚机构对皇权的限制，并将协议决策控制在极少数亲信的范围内。虽然外廷官员最终得以延伸并削弱了内廷机构的权力，并使军机处制度化，但他们从未能成功地超越常规的官僚体制，控制对军机处官员的任命。乾隆帝经常安排那些与之有姻亲关系的八旗贵族进入军机处，在其六十年统治的百分之七十三的时间里，军机处满员人数超过汉员。直到十九世纪，征服贵族依然参加最高级的政权机构。关于1835-1850年间政府决策过程的研究，论证了鸦片战争是具有变革思想的满蒙官员与南部中国一批奉行冒险主义的汉族官僚之间僵持的产物。后者指责了满族将领对英作战的失败，并希望推动国民抵抗英国。波勒切克（Polachek）抨击了赢得这场辨论的文人士大夫的“阶级沙文主义”，指出满族集团的政策可能是破坏性更小的一种选择。
    罗斯基教授继续阐发，指出征服贵族还控制着清政府在东北、蒙古、西藏和新疆的统治。在清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地区没有被纳入六部管辖下的省行政区域建置的框架。新疆1884年建省，而东北的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直到1907年才设立。至于蒙古、青海和西藏有清一代从未设省。她又说明征服贵族也绝非铁板一块。有许多研究涉及清初几十年里满族上层统治集团内的宗派政治斗争、雍正帝继位之争以及旗主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在十八、十九世纪，皇室亲族作为皇朝的支柱，卫戍皇帝，担负着外交、军事及安全方面各种各样的职能。
    文章的第三部分标题为“多民族帝国的统治”。罗斯基教授强调满族中心观对于重新评价清帝国的重要性。随着1759年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并入清政府的统辖，清代的领土扩张达到了顶峰。其背景是多种势力间对内陆亚洲控制权的竞争，先是满蒙之间，继而是清政府与俄国之间。影响清扩张最重要的因素来自于长城之外，而不在汉族士大夫控制的政治领域内。
    罗斯基教授指出新的研究迫使我们更清晰地注意到，满族能够将来自多种文化背景的武士联合起来，为其事业服务。八旗军横扫长城以南，征服大明朝，而满族仅占其中的一部分。对明的征战，满族依靠了多民族的军事力量，包括汉化的满人、蒙古人及居住于东北的“国境外”的汉人。她认为或许可以把女真／满族这种融合的能力归因于他们在东北亚家乡的地理历史条件。东面的蒙古高原，北方的茂密森林，南部肥沃的辽河平原，东北这三种不同的生态系统将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和定居的农耕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至十六世纪中叶，按照所居生态环境的不同，东北女真大致分为三个部落群体：居住在最北方的是“野人女真”，以渔猎为生；沿嫩江和呼兰河居住的是海西女真，与蒙古毗邻；居住在南方的建州女真，受到来自朝鲜和明朝的商业和文化的影响。但仅用汉化是不能充分地描述努尔哈赤时的女真文化的，这些定居耕作的女真人也饲养牲畜、重视骑术、装备弓箭并喜爱打猎。
    罗斯基教授谈到满蒙关系时说，联合蒙古对于满族的征服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联盟通常是由联姻来巩固的，早期清统治者也称蒙古人为满族的先辈。1644年前征服战争决定性的几十年里，蒙语和满语是主要使用的语言。努尔哈赤给他的几个儿子起了蒙古人的名字，或是封他们以蒙古的尊号。满、蒙语中有关牲畜、牲畜饲养、骑马用具的词汇多具有共同的词源，甚至农业也反映了这一地区女真和蒙古人之间密切的历史作用。很大程度上，满族是借鉴了蒙古人的经验，创立了有名的八旗组织，而且满族政权中许多汉族的因素实际上是透过蒙古人吸收的。藏传佛教是清控制蒙古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清政府针对蒙藏的非汉统治形象的象征。
    罗斯基教授认为早先中国人关于清帝汉化的结论，主要依赖于官方的汉文记录。清统治者接受汉文，将儒家经典作为科考的基础，扶持汉人的艺术和文学，并使自己的信仰中溶入儒教的内容，这些都显然表明了清统治者决心以儒教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在汉族属民面前。清统治者还改变了女真的婚姻习惯，并将火葬改为土葬，以符合汉人的习俗。孝道作为获得统治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被提到了很高的境地。罗斯基教授指出，满人将他们扮演为汉人的统治者，这一点无可否认，问题在于这是否是帝王的全部形象。档案资料已有力地证明了对于不同的帝国属民，满人相应采取了不同的统治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