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城堡代表着中世纪西欧的城市风格，天守阁是近世日本武家城市--城下町的标志一样，古老中国的历史城市是以城墙为主要特征的。由于城墙的出现是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对自然的背叛和驾驭的物化文明的结果，因而城市的形态，也必然折射出融会于其中的、反映人们社会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历史文化。而城墙，由于它在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故而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它已注入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并与明清城市的发展融为一体。本文试说管见，以期抛砖引玉之效，并求教于诸方。
    一、人们对城墙的认识
    追溯历史的源流，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城”与“墙”是一不易区别的一体概念，“城”既代表着城市，也代表着城墙。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城墙不仅仅构筑了我国传统城市的外观，规定了城市的范围，而且它已成为城市的属性界定。城墙在传统城市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功能正如有学者所言：“一个没有城垣的市集，从某些意义来说，是很难称为城市的。”（刘石吉：《城郭市集》，载于《中国文化新论祹经济篇》，台湾联经出版社1983年版）
    然而，我国的城墙却并非与市集相伴的产物。与欧洲代表市民社会的城市不同，中国的传统城市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作为政治中心和统治者居住地而产生的城市，其造物城墙的出现，最先是出于军事防御的要求的。所谓“城者，所以自守也。”（《墨子祹七患》）从商朝高达9.1米的城墙，到春秋战国的城池林立，均是这一客观要求与主观意识在现实中的体现。秦统一六国以后，秦始皇为巩固天下，虽毁六国城郭，却在广置郡县的过程中，重新建筑起“无郡不城”、“无县不城”的城墙式都市体系。因而，城墙对于作为政治中心的传统中国城市而言，其适应性使它产生了巨大的生命力。而当城墙与城市相伴历经了三千多年的历史之后，城墙已绝不再只是一种城市建筑物，它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明清时期，我国传统城市的政治属性依旧，由省、府、州、县组合排列的大小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古老的城墙都市的延续，城墙建筑被视为城市建设的根本，向为统治者所重。如位于江南的华亭县，“其初不过环以水垣，内列仓宇公廨，以便积贮，官司暂憩而已。”至明末崇祯年间，新任知县“虑其地近滨，盗贼出没不时，冬春贮米防御难周，乃与缙绅士大夫谋筑城以卫。爰即其地浚濠启土，环筑甃砖，建四门以通出入，虽斗大一城，人烟辐辏，居然有金汤之势。”（叶梦珠：《阅世编》卷三）可见，城墙的修筑不仅增强了华亭县的防御能力，且对其城市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城墙作为军事防御体系，常常被毁于战火，然而千百年来它却始终保持了其完整而古朴的风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仍在于植根于人们头脑中的筑城意识，即人们对于“城之役”的高度重视。明朝王鏊在《重修吴江县城记》中说：“夫天下事固有大于一城者矣，能推是而行之尚何事之不举乎！城之役，春秋屡书之，予安得而无纪也。”（乾隆《苏州府志》卷三）于是，在大兴城工土木之后，即将其役载于册，作为其任内功绩备存。
    其时，尽管修葺城墙耗费颇巨，但历代官绅却甘为己任，积极筹划。如江西赣县，在明万历三十五年，因“各城楼铺颓圮”兴城工之役，“糜帑金九百七十万两有奇”。明万历四十二年，因水灾“各门具有倒塌，都御史孟一脉以帑金四百七十两委典史陈一训董筑，四十四年丙辰，复遭水圮，又发帑金一千九百五十三两檄知县杨莹、知县杨汝升重修”。至明天启年间，知县、知府等多人，“支税银一千七百八十两”，修补被雨毁坏之城墙。（中华民国《赣县志》卷十）又如，广东韶州府城原为汉代所筑，至明初已是楼坏城圮，虽不断修葺，仍有残垣待工，所费不足。明弘治十四年，知府曾涣清为筹措资金，“创盖房屋三百四十六间、园地八十三丈五尺，每年凭纳租银以备修城之用。”（同治《广东通志》卷一百二十五）
    筑城之费，除官帑税银等官项之外，还不时得之于官民之赀。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布政使郎廷相、按察使李翀霄、知府冀应熊、成都县知县张行、华阳县知县张暄共捐赀重修”成都城。（嘉庆《四川通志》卷二十四）对于这种捐输出赀，普通之乡绅百姓亦多有乐为之者，且不计城工土木劳民伤力之累。清人李光庭记载了他的家乡直隶宝坻城重修的过程，其情形足以说明这一点。他说：“明初吾邑为土城，弘治庚申，庄邑侯请于巡抚洪公，乃易以砖，一时绅民乐输，甫期而竣。”（李广庭：《乡言解颐》卷二）可见，历经积淀而形成的文化意识，使人们对城墙有着强烈的需求与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