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墙的价值体现
    城墙是历史的产物，它真实地记载了历史文化的变迁。据考察，早期中国的城墙，大都是夯土版制，有些还只是土墙，只有少数重要的城市才在墙基或墙外贴筑砖石，普遍使用砖石的城墙则出现在明清时期。如福建省漳州府的“长泰县城，旧唯土墙围二百五十三丈，高一丈。宋绍定年间寇至，如入无人之境。端平中，县令郑师申增筑土城为四门……至明初始砌以石，建楼凿濠。”（光绪《漳州府志》卷五）又如四川省龙安府彰明县，“明成化初，县丞邱禺始筑土城”，至清朝“嘉庆四年……改筑石城。”（嘉庆《四川通志》卷二十四）扬州府兴化县城建于宋嘉定年间，“为土城……明洪武五年，千户郭德、蔡德、刘人杰以砖更建之。”（康熙《扬州府志》卷八）再有18世纪来华的英国使团马嘎尔尼一行人所见到的通州城，“城墙是砖砌的，建筑得很坚固。”（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02页，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由此可以断定，在明清时期，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砖的大量生产，大多倾圮的土城墙，在封建政府组织的城墙再修工程中得到了修复，并由土墙变成了砖墙，从而也导致了明清时期城工之役的频兴，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仅次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大修城墙的热潮。
    一般来说，人们在进行物质创造与生产的过程中是伴有文化输出的，生产物可以展现出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是非标准。明清时期再次出现大修城墙的现象，恰恰说明了城墙所具有的巨大生命力，及其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与发掘的文化内涵之丰富。
    应当说，明清时期城墙再修工程的首要目的仍出于军事防御的要求。当时的城墙建筑，依然体现了高大与坚固的原则。如“京城周四十里，高三丈五尺五寸”，“基厚六丈二尺，顶收五丈”，又建外城包其南面，南东西三面“各高二丈……基厚二丈，顶收一丈四尺。”（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一）府城与县城虽不及京城的城墙高大，但其高度亦多在一丈至三丈之间。如浙江嘉兴府的海盐县城，“城周九里三十五步，高二丈五尺。”（光绪《海盐县志》）江南“松江府城，广袤九里一百七十三步，高丈有八尺”，（嘉庆《松江府志》卷十三）为当时较低的城墙。但再低的城墙也要高过城内所有的房子。
    高大的城墙建筑，不仅出于居住者的安全意识，而且它的雄伟气势已成为吉祥的象征。故而城墙的高度向为时人所关注。清人李光庭记载说：“幼时闻诸故老，乾隆三十三年，许邑侯重修（河北宝坻），较旧城低三尺，识者以为泄城内之气，故有城头高运气高，城头低运气低之语。”（李光庭：《乡言解颐》卷二）也许正是这些最浅显、最普通的思想与语言，说明了城墙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可以认为，明清时期的城墙文化已成为城居者的文化。
    城墙之所以为人们所依赖、所重视，还因为它确有一套坚固的防御体系，可保城居者的安全。从建筑设施上看，几乎每堵城墙都有楼橹，或在城墙的拐角，或在城门的上边。城角的楼橹多用砖石砌成，并留有射口。而城门上的楼橹则为木制较多，一般有三层楼高，呈长方形宝塔之状，所以这些楼橹又称作塔楼，塔顶有琉璃瓦。楼橹在平时有城守兵丁居住当值，他们可以通过城橹居高观察。战时，楼橹便成为向攻城者进行反击的发射点。与楼橹共成防御体系的还有箭楼、雉堞、月城等等。箭楼建在城门之上，辟有洞户，以备发箭。雉堞是城墙上排列如尺状的矮墙，为掩身之用。而月城则是建于城外以屏障城门的半圆形小城。每个城市的城墙防御体系大体都要有这些防御设施，却又因各城市的地理位置、战略需求以及筑城时的环境而有所不同。如松江府的“金山县城，在府南七十二里，即金山卫城。洪武十九年汤和筑，周一十二里三百步有奇，高二丈八尺，永乐十四、十六年连被倭患，总督谷祥始令砖甃，加高五尺，埤堄六尺，周以楼橹。”成化后，“又修角楼四、腰楼八、敌楼八，间以箭楼，凡四十六。雉堞三千六百七十八。”（嘉庆《松江府志》卷十三）这显然是为战争而备的城墙。
    与城墙相依并存的是“城池”，通常我们称之为“护城河”。其形态是沿城墙外围挖出一道很深的濠沟，它们大都注入了水，越过濠沟的惟一通道是架在城门之外的吊桥，而吊桥的起落是由城市管理者严格控制的。可见，城池的功能也是重在防御，它仍是“设险守固，金汤为先”的城墙文化的体现。也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又被称作“城堑”、“城隍”。特别是“城隍”之称更具有特殊意义。据说，“隍”本是《周礼》中腊祭八神之一，称“水庸”，水即“隍”，庸即“城”。从水庸到城隍，即护城河与神祗在名称上的统一，它再一次反映了城墙文化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渊源关系，反映了人们对城池价值认识的尺度。而城池价值的发现，应该说是从它被挖掘开的那一刻起。
    城池，即护城河的挖掘，是同城墙的垒筑同步的，即挖濠取出的泥土，刚好用于城墙的堆筑，即所谓“开浚濠沟……垒土为城”。（康熙《扬州府志》卷八）如此一来，城池的深度与城墙的高度成正比。这种情形至少在改筑砖墙的明代以前极为普遍。明清以后，随着土墙的倾圮和砖墙的再筑，城墙多有增高和加固，但城池的改观却稍显逊色。尽管城墙高度与城池深广度之间仍存在着相互照应的关系，但已无法按比例计算。如明初所筑松江府，“城高丈有八尺”，“池广十丈，深七尺”。（嘉庆《松江府志》卷十三）明嘉靖年间所筑宁海县城，“高二丈四尺，厚一丈八尺……于城外凿池，延袤七里，广一丈五尺，深杀三之一”，为五尺。（光绪《宁海县志》卷3 ）明正德年间所筑赣县城“崇三丈”，“自西津门起至镇南门有濠，计长五百五十二丈，计宽三百八十五丈，深五尺有奇，阔十四丈。”（中华民国《赣县志》卷十）
    不管城池的改造怎样落后于城墙，但有一点却是城墙所不能比拟的，那就是城池，即城隍已经成为传统城市的守护神，而且自唐代开始它便被形象化地移入了寺庙，成为大小城市的祀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