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墙的样态与城门
    城墙的样态即是城市的形态，城与墙一体的概念决定了在修筑城墙的过程中，便勾画出城市的舆图，确定了城市的风貌。
    一般来说，城墙样态的形成首先要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例如，在我国南方，由于地势崎岖，多山多水，城墙的修筑必须依山傍水。因而，都市的样态多呈不规则形状，有圆形、椭圆形，还有其他形状的。如“扬州城郭其形如鹤”，（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六）“苏州城形势如蟹”，（《近人笔记大观》卷四）凡此等等。而方形城市却极为少见，南京的宫城、皇城只能算是例外。但北方却不然，呈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城市相当普遍，甚至连一些小市镇也不例外。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8世纪来华的英国人笔下得到证实。英国人斯当东是这样记下他的观感的：“小市镇周围由城墙圈起来……城墙经常是一个面对东西南北方位的四方形。”（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26 页）斯当东所说的小市镇，应当是他乘船离京南下时最先路过的冀、鲁一带。也就是说，至少在冀、鲁一带的运河沿线上的城市，城墙多是方形的。当然，最典型的方形城市莫过于北京城。北京城除了正方形的宫城与皇城之外，其内城亦为正方形，所谓“周正如印”，（史玄：《旧京遗事》）而外城为长方形。总之，“城是平行四边形，四边面对四个方位基点”。（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26页）
    方形城墙作为北方城市的主要形态，固然与北方平原辽阔、地域平坦的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它仍是一种文化理念在现实中的体现。如果我们追本溯源，仍不难发现它的原始形态为“匠人营国，方九里”的理学规范，中心体现一个“礼”字，并爰取了儒家文化的天圆地方之说。因而，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作为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其传统文化的足迹自然较南方为多，而地理环境又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不过，自然环境与文化因袭程度所形成的南北城市形态的差异，只集中在城市外观样态的不同，而未及其他。而且，无论是圆形城墙、方形城墙，还是不规则形城墙，其城门的设置都是按方位开四门，六门，乃至九门。县一级的小城市的城墙多开四门，“每面城墙一个门，在石头上刻着字，名为东西南北门。”（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26页）这是指立于平原的方形城， 如果依山傍水的城市则又有不同。如安徽歙县“城门四，南曰紫阳，东曰向政，东北曰新安，西北曰玉屏。”（乾隆《歙县志》卷二）四门以上的城市多为省城、府城，以及地处要津的县城。如扬州府“设门五，南曰安江，北曰镇淮，西曰通泗，东曰宁海，又曰大东，东南曰小东。”（康熙《扬州府志》卷八）又如南京城，皇城和宫城均开六门，按方位对称等距离布局。苏州府城八门。（徐松、张大纯：《百城烟水》卷一）而北京内城则号称九门，南面三门，东、西、北三面各两门。九门之称“南曰正阳门，南之左曰崇文，南之右曰宣武，北之东曰安定，北之西曰德胜，西之南曰朝阳，西之北曰西直，西之南曰阜成。”（陈宗藩：《燕都丛考》）上海县城“陆门六，东曰朝宗，南曰跨龙，西曰仪凤，北曰晏海，小东门曰宾带，小南门曰朝阳，水门三。”（嘉庆《松江府志》卷十三）
    城门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传统城市的等级序列，这是传统政治城市的特征。但同时还应该看到，任何物化的东西都有其赖以形成的思想与文化基础，城门的设置也不例外。从中国传统城市大都在四门以上、并按方位开设来看，则是完全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四方观念。比如，在四方观念中，重轻的关系依次为南、北、东、西，而传统城市无论大小，其城门基本上都是按照先南北后东西的顺序设于四个方位的。这从方志的记述次序也可多少得到证实。
    此外，四方设门，本可使传统城市以其四通八达的中心位置有效地发挥着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功能的作用。然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构筑的东西，只能是那个时代所提供的。政治性城市决定了城墙、城池，以及城门的基调，其功能仍重在军事防御。如歙县，城“门各有台，台各有楼，门之旁侧各有司门之舍、连弩之台。”（乾隆《歙县志》卷十二）扬州府城“各门有甕城，内有盘诘厅。”（康熙《扬州府志》卷八）所以，传统城市虽四方有门，但它的空间并非开放型的。
    四、城郭与都市的扩展
    为了强化城市的防御功能，在一些大城市，或者地处战略要地的城市，往往还建有双重，甚至是三重城墙。这种环绕城墙外而建的城墙叫做城郭，又叫做外城、罗城、辅城、外墙等。比起城墙来，城郭的出现，除了缘于军事之外，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居民聚集的情形，是城市由小到大发展的结果。通常，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的行政、经济和文化功能的增长，吸引了农村的剩余人口。而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涌入，城墙内部的原有空间逐渐被填满，使得新增人口只能栖身于城墙之外。这样，便在近于城门的城墙外围出现了一些搭棚居住的“棚民”，他们大多从事小型贸易，即为小商、小贩。随着这部分人的增加和他们所从事的集市性商业的发展，对地域空间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城墙外部的居民聚落由点成片，于是再建城墙便成了势所必然。清人吴长元所辑《宸垣识略》谈到北京城的扩建时说：“嘉靖二十三年，筑重城包京城南面，转抱东西角楼，止长二十八里。”其扩建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正阳门外“大街石道之旁，搭盖棚房为肆，其来久矣。”但由于外城的增扩有限，尚未满足客观的需求。所以，九年之后扩建外城四周城墙之议再起。“嘉靖三十二年，给事中朱伯辰言：城外居民繁夥，不宜无以围之。臣尝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环绕如规，周可百二十余里。若仍其旧贯，增卑补薄，培缺续断，可事半功倍。乃命兵部尚书聂豹等相度京城外，四面宜筑外城约七十余里，……内有旧址堪因者约二十二里，无旧址应新筑者约四十八里。其规制具有成议。”（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一）此事虽因经费不足而寝，但却说明了我国自古以来所形成的“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吴越春秋》）的文化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说明，城墙的增扩对于城市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