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题为“清代历史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第五部分中，罗斯基教授主张清代历史是与民族主义和创建多民族国家之间的持续紧张状态直接相关的。辛亥革命灭亡清政府后不久，孙中山和其他民族主义领导人物就驳斥了将中国民族国家等同于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人民的看法。虽然蒙古、西藏、青海历史上是满族建立的皇朝纳入版图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专门确定这些地区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孙中山忽略了在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众多少数民族，用“五族”来谈论民族问题，而“五族”是与二百年前乾隆帝的提法相一致的，这也表明孙中山从地理政治上对蒙古人、穆斯林和西藏人建立自治国家的企图感到担忧。
    罗斯基教授指出，从一开始，中华民国就面临着一个基本矛盾的困扰，即汉民族主义和他们想要将全部清代疆土保全在新的民族国家中的愿望之间的矛盾。“汉族”的创始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据学者认为，在汉文中最早的这种自我认同，是使用“华”、“夏”来代表文明人，与野蛮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汉”则出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争论的背景之下，这时的学者，如梁启超，作为对欧洲种族学说的反应，声称黄种人是由汉族人占主导的，汉人是“文明的创始者，并使整个欧洲走向文明。”如孙中山所指出的，“汉”意味着一个种族。虽然一系列宪法将中国定性为一个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领导人一贯认为汉族在中国占有统治地位。梁启超曾警告说，仅仅用汉文化来定义新的民族国家，会造成清帝国的解体。他希望保全清的疆域，呼吁确立大民族主义，将满、蒙、维、藏都包含在这个民族国家中，同时也提出了同化的可能性。梁解释说，毕竟满族已与汉族没有太多区别了。欧洲将共同的地域、血缘、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经济生活作为确定一个民族国家的因素，中国的情况已经部分地符合了。孙中山曾几次提到在现存民族之上组成一个新的民族（中华民族）。在孙越声明（1923年）和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会议上起草的“民族重建原则”中，孙宣告少数民族具有决定自己政治前途的权力。但孙又建议组织共同社推动汉族向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并为同化政策辩护，把它看作是汉化历史过程的现代对应物。蒋介石继续这一论断，认为既然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已经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们也就没有了独立的特性。
    罗斯基教授谈到二十世纪同化理论进一步发展时说，早期的知识分子试图将征服史并入儒教的框架内。儒家所主张的文化普遍性，用文化而不是种族背景来界定中国人的特征，并力求将其他民族溶入儒教文明中，针对以教育同化西南中国非汉民族产生的争论表明，儒家关于文化改造的理想终清一代一直很活跃。汉民族主义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刺激了前清帝国边疆民族认同的形成。克罗斯雷曾极力主张不要赋予早期满族统治者太重的民族意识，而犯历史时间上的错误。尽管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命令创造满文，以“满洲”来称呼联合起来的女真诸部，从而创建了满族共同体，但满、蒙、汉八旗的设制并非是严格的种族划分，实际上满旗中有蒙古人、汉人；蒙、汉旗中亦有满族人。克罗斯雷总结道，从文化上而言，清代早期的重要差别不在于满旗和汉军旗人之间，而在于所有旗人与被征服的汉人之间。到十八世纪，满族统治者才重新划分民族，但是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依然存在着例外：来自汉、蒙旗的有功勋的非满家族可以转入满旗。
    在罗斯基教授看来，辛亥革命使满、蒙、维、藏能自由地创建自己的独立民族国家。对清廷的忠诚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对中国的忠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汉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加重了反汉情绪。虽然这些地区的独立运动有俄、日和英国的影响，从根本上说还是中国境外泛蒙古、泛突厥运动发展引发的新民族意识的产物。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是格鲁派的宗教领袖，却是有名无实的统治者，清朝结束后得以返回西藏，驱逐汉官和军队并宣布独立，从此至1950年，西藏就一直享有事实上但非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喀尔喀蒙古1912建立独立国家，以藏传佛教统治集团最高层的转世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世俗政权的领袖，这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前身。蒙古和西藏绝对多数为同一民族，然而在边远的西部和西北部，情况截然不同，教派之争分裂了操突厥语的穆斯林，而且历史上的差异也将操突厥语的穆斯林与东干人或称“汉族穆斯林”分割开来。尽管他们在1933-1944年、1949年企图建立东土耳斯坦共和国，都失败了。学者们认为中亚的诸多事件也极大影响了中国边远西部的政治。自1912年后，新疆事实上已脱离了中国的控制，而进入了俄国的轨道。操突厥语的穆斯林拒绝接受国民党同化主义者的宣教，显然也抵制中共的民族融合政策。自1949年，中国依然强调它对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的主权，其少数民族政策发生了改变，一方面保证少数民族在统一国家框架内享有代表地位，另一方面又集中注意力于最终同化少数民族。取代孙中山和其他早期民族主义者在讨论此问题时使用的“同化”一词，共产党学者使用“融合”，这种“融合”是各民族互相影响、互相学习的漫长历史过程的产物。虽然高呼“民族团结”的口号，当代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持续存在。
    最后，罗斯基教授在结论部分说到，汉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之间的割裂给撰写中国历史制造了许多问题。汉民族主义影响作用着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虽然直到民族主义兴起之时，历史才被写作是“该现代国家疆域的连续记述”，当代中国的史学家以中国1911年的疆界来构建中国的过去。既然中国历史被认为是对统治说汉语大众的政府的研究，民族主义则引起了关于中国被非汉民族征服统治的解释问题。
    罗斯基教授认为现今的中国是许多不同民族相互作用的历史产物。中华帝国的规模在时间上有很大的差别。经常被作为中国显著特征的“统一”，仅在持续数个世纪之久的多个相互竞争的政权发展到高潮时才会出现。第一个统一王朝秦的疆域仅是以后皇朝的一部分。汉唐时期，帝国有了进一步发展，六朝时期（公元222至559年）和十至十四世纪的中国又四分五裂。在蒙古（公元1279-1368年）和满族（公元1644-1911年）统治下，中国（被定义为绝对多数由讲汉语的中国人占据的疆土），合并成为一个更大的帝国，囊托了内陆亚洲和东亚。超越汉族的民族定义使拥有非汉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成为合法，因为这种所属是建立在由蒙古和满族创建的帝国基础之上的。
    罗斯基教授指出汉化--即进入汉人地区的所有非汉民族最终被汉人文化同化--是二十世纪汉族民族主义者对中国历史的诠释。她主张应从中国史编纂中去除汉化的中心主题，建议重新评价中国境内的、有时还成为统治者的诸多民族的历史贡献，希望学者们能仔细地研究不同时期的地区和地方文化。中国内外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并惊人地发现在何炳棣所称为中国文明摇篮的中央平原外，亦存在复杂的玉器文化。这些新的考古发现表明，我们用来界定中国人的特征拥有多种渊源。女真／满族的世居地亦有其鲜明的新石器社会，具体体现在红山遗址中，这就对汉学的中央--边缘假说，提出了质疑。
    罗斯基最后总结道，从清的疆土扩张来看，它是中国历代中最成功的。清的成功是它汲取两种不同源流的结果。作为非汉的征服王朝，清从多方学习，并调整自己的统治思想和管辖机构以适应各种臣属民族的文化。这一战略，是清帝国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因。但清政策也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结果。清政府耗费巨大的财富用于臣服人民的教育、草原王国的官僚机构化和传播用臣服民族语言出版的著作，实际上是在改变他们的文化和社会。清不仅削弱了划分蒙古人的部落障碍，而且对格鲁派的支持，也使该派得以控制敌对的藏传佛教的诸教团，统一了西藏。清的太平盛世还使伊斯兰改良主义运动渗入到操突厥语的穆斯林中，激起了教派纷争。最后，对穆斯林的严厉政策迫使派系分裂的穆斯林联合起来反对汉人。清的太平盛世也激励汉族商人深入边疆地区的经济，引起了因负债而陷入困境的少数民族对抗性的反应。清政策造成的变化促成了二十世纪早期的民族运动。罗斯基教授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清代更值得进一步的注意和研究。
    罗斯基教授所撰此文参考了从1950年到1996年的一百六十种有关研究论文和著作。其后，何炳棣教授又发表长文驳斥罗斯基教授的观点，有兴趣者可以查阅1998年2月第一期的《亚洲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注：Erelyn S.Rawski所撰此文Presidential Addres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刊登于《亚洲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6年11月第4期，P829-850，本译文的发表已获得该学刊的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