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我们在石窟调查中发现，考证一些壁画的内容常常从壁画的时代得到启发；而判断洞窟的时代早晚，又常以壁画内容作为佐证。”有的学者结合敦煌文书和石窟资料主要从佛教艺术史角度，对石窟进行了分期研究，与考古分期相比较，两者的分期结果基本上一致，如莫高窟北朝洞窟也是分为四期，各期包括的洞窟编号完全一致。[46]
    另外，依靠洞窟的供养人题记、敦煌文书、碑铭，并结合历史文献，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考订出了一批唐、五代、宋、西夏时期洞窟的具体修建年代及其窟主。[47]在此基础上，根据崖面的使用情况，将洞窟崖面排列顺序与窟内供养人题记、敦煌文书相结合综合研究，断代排年。[48]
    运用不同方法对洞窟分期和年代的研究，相互结合，互为补充，在敦煌石窟分期排年研究中取得的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时代，为敦煌石窟各项研究提供了时代的确凿依据，还为敦煌石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敦煌石窟内容的研究
    敦煌石窟壁画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被中外学者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院”。经过几代学者对敦煌石窟内容进行社会历史的、佛教史的和艺术史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地揭示出了敦煌石窟的内容及其价值。
    经过60～80年代的深入调查研究，基本上查明了敦煌壁画中的本生、佛传、各种经变、佛教东传故事以及中国神话传说。发现了独角仙人本生、须摩提女因缘、微妙比丘尼因缘、贤愚经变、福田经变、目连经变等一批新题材。[49]对某些壁画题材和内容以及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解释，纠正了以往一些错误的定名。如莫高窟第321窟南壁，第454、 456窟北壁和榆林窟第32窟正壁，过去长期定名为“灵鹫山说法图”，后经史苇湘先生考订，第321窟为宝雨经变， 其他各窟经霍熙亮先生考订为梵网经变，[50]等等。学者们在考证出新的题材内容的同时，还结合历史、佛教史、画史，对壁画内容与特点也有进一步的阐发，或从新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宏伟灿烂的经变画是敦煌壁画中最辉煌的精粹，据统计，敦煌壁画和纸画、绢画中的经变画有30余种、1300余幅。大部分经变分别按专题作了系统整理和研究，尤其是法华、维摩诘、涅槃、弥勒、阿弥陀等长期盛行的大型经变的深入、全面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不仅对照石窟榜题、佛经、敦煌文献与历史资料和画史、考释清楚了每幅经变画每一品的内容情节，而且探讨了每一类经变不同时期内容情节、艺术形式传承演变的特点，研究了经变产生的历史背景、反映的佛教思想，揭示了敦煌经变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在研究洞窟内容的同时，还分析探讨了历史上的佛教思想和佛教信仰对开窟的影响。日本的秋山光和、百桥明穗等外国学者在经变画的研究和粉本的考释上，也有许多研究成果。[51]
    敦煌石窟中佛教图像繁多，种类复杂，内容丰富。有显教图像，也有密教图像。对这些图像必须进行佛教图像学的辨识，对其所依据的佛典以及每类图像的佛教内涵和义理深入探究，进而可以揭示出一些信仰的发展和变迁，如对交脚造像、千佛图像、三身组合像等，对它们的定名、蕴含的佛教义理、出现的原由以及发展和流变的深入研究，可以了解在我国大乘菩萨思想的传播、弥勒信仰的发展、净土思想的兴衰等等。[52]一些台湾和外国学者在图像义理、功能的研究方面，也有很大贡献，如台湾的李玉珉、美国的阿部贤次、巫鸿等。[53]
    敦煌石窟中保存的密教图像是敦煌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5世纪以前的藏传密迹，西藏地区保存甚少，现知保存较多且具系统的地点是莫高、榆林两窟。两窟藏传密迹又直接与所存唐密遗迹相衔接，因而又是探索唐密、藏密关系的极为难得的形象资料。”据统计敦煌石窟保存的密教经变和造像有数百铺，并且从盛唐至元代联绵不断。因此，其密迹图像数量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居我国石窟之冠。“无论研讨汉地唐密，抑或考察藏传密教，皆应重视敦煌、安西的遗迹，尤其是莫高窟遗迹。”[54]但是，这一研究领域一直很少有人涉足，几乎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空白。随着这一时期宿白、阎文儒等一些学者的探索，我院也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55]
    对石窟中神话传说题材的进一步探讨。敦煌石窟艺术中的中国神话传说题材主要集中在西魏第249、285窟窟顶四披。如第285 窟窟顶东披的伏羲、女娲，一说是“西魏至初唐时期，由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混合创世说，已从中原传播到敦煌，西魏时期，以图像的形式进行了严谨优美的表现。”这是以中国神话传说题材表现佛教内容，伏羲即宝应声菩萨、女娲即宝吉祥菩萨。[56]另一说认为伏羲、女娲图是来自中国的道家，象征日月，这是佛道思想互相结合在壁画上的表现。[57]在对中国神话传说题材的探讨中，各家采取了百家争鸣的态度，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史和佛教民族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佛教史迹画的研究也有了很大发展。在50年代我国一些学者如宿白《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金维诺《敦煌壁画中的中国佛教故事画》就开始对佛教史迹画进行了考证。[58]这一时期不仅有一画、一壁的局部研究，而且有了总体性探讨，如马世长《莫高窟第323 窟佛教感应故事画》、史苇湘《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孙修身《莫高窟的佛教史迹画》等一系列文章，[59]对敦煌的佛教史迹画的故事内容不仅全面介绍，还从中西交通、佛教发展历史的角度作了详尽的考释。
    在艺术方面，段文杰发表了《早期的莫高窟艺术》、《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艺术》、《莫高窟晚期的艺术》等一系列论文，探讨了敦煌艺术的源流，各时期的艺术成就、风格的演变和特色以及雕塑、绘画技法，让我们对敦煌艺术有了一个宏观、系统的认识。[60]佛教石窟艺术本是一门宗教艺术，“宗教艺术首先是特定时代阶级的宗教宣传品，它们是信仰、崇拜，而不是单纯观赏的对象。它们的美的理想和审美形式是为其宗教服务的。”[61]史苇湘的《信仰与审美》、《形象思惟与法性》、《再论产生敦煌佛教艺术审美的社会因素》等论文，将敦煌艺术上升到了美学研究的高度，对敦煌艺术的社会根源、美学特征和思想作了阐发。[62]英国的Roderick Whitfield、玛丽琳·丽艾（Marilyn Rhie）等国外学者，也对敦煌艺术的风格作了颇有见得的研究。[63]
    敦煌石窟是古代文化的宝库，其中蕴藏着众多研究领域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在研究壁画佛教内容的同时，我国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十年来持续地对壁画中的服饰、建筑、音乐、舞蹈、交通、科技、民俗、图案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如在建筑研究方面，运用大量的资料，从建筑类型入手，系统地研究了敦煌石窟的洞窟形制，敦煌壁画中的建筑布局、成组建筑、单体建筑、建筑构件、建筑彩画，并结合文献材料，进行充分地论证，为建筑研究填补了空白[64]。在服饰方面，以时代为脉络，分门别类研究敦煌壁画中丰富的服饰资料[65]。在图案研究方面，对敦煌壁画中各个时代的图案，进行图案纹样和结构形式的系列排比，在细致剖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敦煌图案的结构、内容、风格的演变发展规律及其与中原、西域的关系。[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