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附论：从离婚、离婚再嫁与丧夫改嫁看礼与律令的关系
    汉魏以降，中国的法律有一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封建礼教与律令相结合，以礼入令、入律，同时又提倡“德主刑辅，礼法并用”。我们可以说，封建礼教乃是汉魏以降历代律令的主要的理论依据之一。但礼教毕竟不同于律令。封建礼教是封建统治阶级一部分思想家提出的一种理想，主要是靠教化的力量来推行，其被社会所接受的程度则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律、令则是由国家政权所制定，颁行于全国，强制执行。因为有这种区别，礼就不必都入律、令。就某一方面的内容而言，律、令的主旨与传统礼教亦不必相同。如结婚、离婚、妇女再嫁问题，《大戴礼记》卷一三《本命》主张：“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乱家子不取，世有恶疾不取，丧妇长子不取。逆家子者，为其逆德也；乱家子者，为其乱人伦也；世有刑人者，为其弃于人也；世有恶疾者，为其弃于天也；丧妇长子者，为其无所受命也。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何休注与此略同，唯“七去”改曰“七弃”。唐人贾公彦为《仪礼·丧服》作疏，又改“七弃”为“七出”。唐代，“七出”、“三不去”入律令。“五不取”则不入律令。《大戴礼记》与《公羊传》何休注等谈“七去”（“七弃”、“七出”），逐项陈述应出之理，主导思想是妇犯“七去”者，除非碍于“三不去”，都应该“去”。在礼教的宣传工作中，妇虽无过或无大过，而割爱弃妻以取悦父母者，确也经常博得孝子或孝友的美名。而唐令则虽有“七出”条款，但未陈述应出之理由，主导思想显然是犯“七出”者，可出，但不一定非出不可。《唐律》的规定则是：“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侧重点则是制裁不应出而出之者。按《唐律》规定，妻犯“七出”者可出可不出；只有犯义绝者非离不可（否则就要“徒一年”）。关于“离婚”，《唐律》又规定：“夫妻不相安谐”者可以和离。按此规定，只要“情不相得”，丈夫可以要求“和离”，妻子也可主动要求“和离”。《唐律》的此项规定也显然有悖于“礼”（注：《白虎通》卷下《嫁娶篇》主张：“夫有恶行，妻不得去，得地无去天之义也。”又说：“夫虽有恶，不得去也。故〈礼·郊特牲〉曰：‘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悖逆人伦、杀妻父母，废纪纲，乱之大者，义绝乃得去也。”可见，封建礼教不允许妻子主动求离，除非是“义绝”。）。
    再如改嫁，传统礼教是不允许妇女改嫁的。《礼记·郊特牲》提出妇女嫁夫，要“壹与之齐，终身不改”。东汉班昭作《女诫》，进而提出“《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违，夫固不可离也。”唐人贾公彦为《礼记》作疏，又提出：女子嫁夫，“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注：《礼记注疏》卷30《郊特牲》，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3年版。）。唐人宋若华的《女论语》也以“古来贤妇，九烈三贞，名标青史，传到而今。后生宜学，亦匪难行。第一守节，第二清贞。……夫妻结发，义重千金，若有不幸，中路先倾，三年重服，守志坚心，保持家业，整顿坟茔，殷勤训后，存没光荣”为结束语。但汉魏以降的律令却未见有禁止离婚再嫁、丧夫再嫁的条文。（注：隋开皇年间曾禁品官寡妻再嫁，以后或禁或不禁。但即使禁止，亦局限品官范围，而不及民庶。）不仅如此，政府有时还鼓励乃至变相强制寡妇再嫁。如唐贞观二年二月即曾诏令：“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其鳏夫年六十，寡妇年五十已上，及妇虽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贞洁，并任其情，无劳抑以嫁娶。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导劝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附殿”。（注：《唐会要》卷83 《嫁娶》， 中华书局1955年版。）这与封建礼教的宣传更是大相径庭的。可见，律、令的各条规定不一定都是一本于礼，因为它还要考虑社会的现实情况。
    因为律、令不禁离婚再嫁、寡妇再嫁，所以历代都有不少妇女离婚后再嫁或丧夫后再嫁。（注：具体例证可参看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年版。）因为封建礼教提倡妇女“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提倡寡妇守节，所以历代也都有妇女逆来顺受，不敢离婚再嫁，寡妇从一而终，不愿（或不敢）再嫁的事例。相对而言，唐五代以前，封建礼教有关妇女从一而终，夫死不改嫁的说教，还没有为全社会所普遍接受（甚至未为封建士大夫所普遍接受），所以寡妇矢志不嫁者较少。宋元以后，有关婚嫁的封建礼教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乃至有不少人接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点），“礼”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从而对妇女及其家庭（夫家、娘家）、家族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因而，寡妇再嫁就越来越困难。寡妇“守节”者也就越来越多。（注：两者相较，谁多谁少，因缺乏定量资料而难以遽断。）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就剥夺妇女的婚姻自主权而言，“礼”和律、令是一致的；而就剥夺寡妇再嫁权而言，祸首就应该说是“礼”，而不是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