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族人民，都是一种名叫智人的后代；但是，早期智人又是怎样产生的？是由各该地区的猿人直接演化来的，或者是由某一地区的猿人演化而来然后分散于各地方的？我们也同样无法肯定。从遗传现象判断，不同种族的人，有可能产生于不同的祖源。不同地区的智人及其祖先，很可能是渊源于不同地区的属种，从而在人类后代，出现了不同的体态特征，这是有可能的。1978年5月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召开的早期人类的国际讨论会上，大家认为，在三百万到一百万年前这段时间内，在非洲就同时存在着两种或三、四种人科成员（21）。在亚洲的中国出现的晚更新世早期的古人类化石如山西丁村人、湖北长阳人、广东马坝人和贵州桐梓人等，已经表现出黄色人种的若干形态特征。而在属于更新世晚期的我国山顶洞人（一万八千年前）的三具头骨化石中，根据魏敦瑞等人的研究，认为它们是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类型的个体。以上这些猿人化石，无论是非洲或是亚洲，究是同源抑是异源，也很难予以说明。又据古人类学家的研究，认为在我国出土的诸多古文类化石，都清楚地表明了它们之间有着先后的连续发展关系：如晚更新世的古人类化石，是中更新世人类化石的继续和发展；而“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类型是我国早些时期的古人类连续发展的结果。他们的一系列共同的种族特征，已清楚地表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22）。可见，人类的祖先，究竟是来自一个地区、一个祖源，或是来自几个地区、几个祖源问题，在今天同样不能肯定的情况下，而来自几个地区，几个祖源的倾向则比较明显。此其二。
    生物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的能力，终究有个限度。亚、欧、非三洲地虽联属，但自然地理条件与气候环境条件差别很大。长期习惯于一个地区的生物要另外去适应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困难是很大的。因此，太古时代、世代习惯于林间生活的古猿，要叫它们背离老家，从非洲长途跋涉到亚洲去谋生渡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地也不能设想，远古时代的早期猿人，凭着他们简单的工具，结成三五十人的群团，能够漫游各地，经过若干不同的自然区而能安然无恙！况且，这也不符合自然选择的原则。如果这样，他们不待到达他乡异域而早已被自然淘汰了！客观条件限制了早期猿人无能力从一个自然区跨入另一个或几个自然区。理论上无此可能，事实上也无此必要。此其三。
    这样的三个疑点难解，又为人类起源的多元论，提供了理论根据。
    究竟是一元论抑多元论主张合理？事实是最有权威的仲裁人。现实的事实是：亚洲南部包括中国的南部、非洲东部、南部与欧洲广大地区出现了古猿和早期人类化石，而其他地方，至今尚不曾发现这种类似的遗迹存在。广大北半球，气候寒冷，限制了生物的自然成长。而于南极洲，虽有人认定它早年曾经是气候温暖，大地葱绿之区，但迄今尚未发现任何这样的痕迹。现存的生物除鸟类外，还未曾见有其他高等动物出现。澳洲、美洲情况也多与此类似。说明这样一些地方，都不会是人类的诞生地，至少，目前尚无证据可谈。基于此，从事实出发，在当前，我们只能认为亚洲南部、中国、非洲东部、南部与欧洲广大地区，都曾经是早期人类活动的地方。对于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没有判说之前，我们又必须承认这些地方也都同是人类的发祥地。因此说，人类起源是多元化而不是一元化。地球上凡是适合人类远祖成长繁殖的地方，都有可能是人类的诞生地。十八世纪后半期法国人约瑟夫·德·歧尼（或译为德经）提出中国人乃是从埃及殖民过来之说；本世纪初瑞典学者安特生（旧中国地质调查所顾问）高唱中国文化西来之议，认为中国文化是从欧洲传入的，原始的中国人也是由西方迁来的；英国的理格甚而提出诺亚的子孙东行来到了中国之事；德国的李希霍芬主张中国人是从西方移入的（23）等等，都是没有说服力的，甚而是十分荒诞的。事实表明，中国人种的来源，出于亚洲南部和中国本土。因而，中国文明的创造，也是首先出自中国本土的人。正是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前提条件。但在中国文明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中，受到某些外来文化的影响，或吸收一些外来文化的成分，那是十分自然之事。世界各国罕有例外。
    注释：
    ①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人类的发展经过了南方古猿、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四个阶段。
    ②参见吴汝康《在瑞典召开的早期人类国际讨论会上》，《光明日报》1978年10月19日；吴汝康等《人类发展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③④法新社纽约1985年8月16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5年8月25月。
    ⑤见张德珍《地球上最早的人--东非人化石材料简介》《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第1期。
    ⑥杜耀西、黎家芳《谈谈原始社会的分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二期。
    ⑦《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2页。
    ⑩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把从古猿到人类产生的过程，视为“过渡阶段”或“过渡期间”，而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过渡状态”，则是指人产生后的原始状态，即所谓的蒙昧时期初级阶段状态。
    （11）杨堃《论人类起源学的几个问题》，《北京师大学报》1979年，第6期。
    （12）恩格斯提出的这个人、猿分界线--制造工具，不能有歧意，否则，问题的讨论就失去了先决条件。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
    （14）吴汝康等《人类发展史》。
    （15）吴汝康等《人类发展史》，徐庆华等《云南禄丰发现的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大颌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年，第1期。
    （16）（19）张兴永《禄丰腊玛古猿在人类研究史上的地位》，《思想战线》1980年，第6期。
    （17）见贾兰坡《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4年，第3期。
    （18）胡承志《云南元谋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地质学报》1973年，第1期，周国兴等《元谋人牙齿化石的再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年第1期，《古人类论文集》1978年，科学出版社。
    （20）见《光明日报》1982年4月8日。
    （21）见张银运《早期人类的现代论证／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瑞典召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年10月，第16卷，第4期，第206页。
    （22）吴新智、张银运《中国古人类综合研究》，《古人类论文集》1978年，科学出版社。
    （23）转见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