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统计结果的分析
    柳芳《氏族论》是研究中古氏族极重要的一篇文献，将士族依据不同的地域分布区别为侨姓士族、吴姓士族、山东郡姓士族、关中郡姓士族和代北虏姓士族（注：《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附。）。其中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隋唐以来衰落最快，关中郡姓与代北虏姓相融合，从西魏、北周历隋唐，形成所谓的“关陇集团”，是隋唐政权的基本力量。山东士族与关陇士族在唐初曾有许多矛盾斗争，贞观时期围绕《氏族志》的修撰，唐太宗与编修者之间不同的氏族观，唐太宗对山东士族的公开不满，反映出关陇士族与山东士族之间价值观念冲突的表面化（注：参见《贞观政要》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26 页。）。这种因地域文化与政治文化造成的差别，在此后仍然时隐时显，并未消失。
    据前列文献的分类统计可知，李党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论是以山东士族为主的，而牛党则基本上是关陇士族。但陈先生为何大谈前者的地域文化特征，而对后者则不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论证，却只抓住他们是新兴进士词科的代表呢？陈氏之后的学者在论及牛党时，为何亦很少从士族贯望的角度进行思考呢？笔者开始对此困惑不解，以陈先生的学识才力不会没有看出牛党成员贯望的趋同性与一致性，为何他不拈出此点呢？
    笔者管窥蠡测，私心认为，陈氏以关陇集团在武则天时已为新兴的进士词科阶级所取代，逐渐趋于分崩堕落不可救止（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48-49页。），如果在讨论中晚唐党争时再用关陇士族一类的概念，则易与前面所用范畴相混淆，导致整个隋唐史理论架构的清晰性与逻辑性受到影响，故改用新兴进士词科阶级来指称牛党。且进一步引申出科举制度的逐步完善导致关陇文化的衰落，视科举与关陇士族为绝不相容的对立物。难怪岑仲勉先生反唇相讥说：“陈氏必要把僧孺、令狐楚排出于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外，无非歪曲史实以迁就其臆见。”“质言之，从古史中寻求出一种系统，固现在读史者之渴望，然其结果须由客观归纳得来。”（注：见氏著《隋唐史》下册，第436、425页。）岑氏虽言辞过激，但笔者于此亦确实窥见陈先生为求理论系统的完整性而不得不舍弃具体史实的苦衷。
    士族是中古时期一个极重要的社会阶层，其与统治集团的疏离结合、自身的盛衰消长，都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一概而论。一般认为唐代已进入士族发展的后期，安史之乱对士族的打击破坏极大，五代时期士族彻底消亡。以关陇士族而言，武则天通过科举和荐辟方式吸引非关陇人物，超脱了地域利益，扩大了社会基础，打破了关陇集团一统天下的格局，“在实施的时候常令所谓酷吏对唐功臣集团加以整肃，关中集团人物被贬退者很多，但并非关中集团势力都被铲除，而是使其失去绝对优势，或许是下降到其应有的比例上。”（注：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27页；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 对此亦有较深入的论述。）关中士族（特别是原关陇集团核心人物）虽然丧失了既得的政治特权，不再拥有入仕的优先权，但它并未被消灭铲除，依然存在，只是需要与时俱变，承认现实的合理性，而通过科举与军功再度进入官僚层。而且因长安为帝都，在与其他地域的士族竞争时，仍能获许多地利之便。科举考试时长安、同州、华州等关中地区亦占优势，故当时“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注：《唐摭言》卷一《两监》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页。）。其他各地士族亦“人不土著， 萃处京畿”（注：《通典》卷一七《选举》五。士族为科举仕进而迁居两京，可参见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载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各地士族客居长安，与关中土著士族既有抵牾矛盾，又有联合统一，其具体情况复杂多样，很难一概而论。换言之，科举制度打破了阶级的封闭性（士庶）与地域的封闭性（关陇集团与非关陇的山东士族、江南士族），并未也不可能将关陇士族消灭或赶出政坛，而是让各地域、各阶层士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
    《南部新书》丁集载：“陈夷行、郑覃在相，请经术孤单者进用；李珏与杨嗣复论地胄词彩者居先。每延英议政，率先矛盾，无成政（事），但寄之颊舌而已。”地胄，即指士族豪门。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七《杂艺》：“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据此知牛党所重是“地胄词彩”，即士族文学，而李党所重是“经术孤单”，即寒庶经学。其涉及科考内容及选举标准，两派的观点固有分歧，但以“地胄词采”概括牛党的用人标准，庶几近是，且“地胄”云云，足以说明牛党并非寒庶阶层之代表。
    如果以上分析推论成立，那么，反观牛李党争，则应将其视为士族内部不同地域、不同等级团体的“圈内之争”（注：见岑仲勉《隋唐史》下册，第422页；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363页。），两派分野固有政治立场、文化背景、士族等级上的差别，但地域郡望上的这种突出差别，亦不能忽视。
    本文的结论是：
    一、牛李党争中两派主要成员的郡望分布具有极突出的地域特征，李党成员主要是山东郡姓士族，牛党成员基本上属关陇士族。
    二、牛李党争并非士族与庶族之争，而是士族之间的圈内之争，从地域分野来看，应是山东士族与关陇士族之争。
    三、牛党核心人物皆为进士及第，还有进士带制科或明经带进士出身者；李党除李德裕、郑覃外，其成员亦基本上是进士出身。故李党所反对的并非科举进士制度本身，而是进士的浮薄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