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要不要发展生产？早期共产主义者给予确定的回答。“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只在用什么方法去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不在应否增加富力开发实业的问题。”(111)李大钊说：社会主义是由个人生产变为社会生产，由手工的生产变为机器的生产。“故社会主义不是破坏生产，是求进步的、适合的生产，即整理生产，使归统一，免呈纷乱之象。分配平均，使生产不致过度，社会上遂现一种新的秩序。”(112)李达对两种发展实业的方法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一切生产资料统统归少数资本家所有，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均为工薪的奴隶，完全为资本家所支配。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是人与物的关系。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完全归资本家，自己仅得些小工资过活，还不能赡养一家。资本家专讲自由竞争，对于生产力绝对不谋保持均平，供给与需要不能相应，只顾盘剥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增加生产力，完全不考虑供给与需要的平衡，一心谋生产多量的商品，增加自己的财产。一旦需求减少，生产过剩，就会造成经济危机。结果资本家别谋妙法填补，劳动者却因此招来失业的痛苦。相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人们共同劳动从事生产，平均消费，生产与消费可以保持平衡，人民不再遭受经济恐慌和失业的痛苦。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归于消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事实也不会再发生(113)。两者相权，后者的优越性显而易见。更何况“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不愁缺乏资本，尤不愁缺乏劳力，以此而开发地大物博的中国富源，实业是大可发展的。”(114)李大钊并且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是存在竞争的。“社会由竞争而进步，良好的竞争，是愉快而有味，无不可以行之。”“社会主义毫无竞争，岂不令人枯死么？”(115)可见，社会主义并不排斥竞争，合理竞争会给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一个误解。
    早期共产主义者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应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采取社会革命的“直接行动”，彻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机器。
    早期共产主义者提出：“要改造中国社会，只有实行社会主义。”(116)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在于社会制度，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改变中国人民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非彻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在陈独秀看来，“资本制度是制度不好，不是分子不好。”“分子不好可以改造，制度不好便要废除了。”(117)像欧洲的社会民主党那样，不从根本上触动和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只是通过议会求得局部或细节上的改良，简直是白费力气。“不赞成阶级战争的人自然要向议会讨生活，但我们要知道议会制度本是资产阶级专为供给及监督他们的政府底财政而设立的，要拿他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私有制度，岂不是与虎谋皮吗？选举底怪现象各国都差不多，就是实行普通选举，劳动界能得多少议员，有多大效果呢？”(118)中国人民不仅尝够了君主政治的滋味，也与代议制政治无缘。“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完全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产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119)他力主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属于劳动阶级自己的国家。
    同样，“极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蔡和森，“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120)他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原来阶级战争就是政治战争，因为现政治完全为资本家政治，资本家利用政权、法律、军队，才能压住工人，所以工人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换言之就是要把中产阶级那架国家机关打破(无论君主立宪或议院政治)，而建设一架无产阶级机关——苏维埃。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121)毛泽东对此“表示深切的赞同”(122)。新民学会长沙会员1921年元旦在文化书社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毛泽东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23)。他致信蔡和森说：“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124)这表明，在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心目中，中国的社会革命将是以暴力革命为手段，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
    李达对国际间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手段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将其区分为三种形式：议会主义、劳动运动、直接行动。议会主义主张劳动者结成团体以参政，通过立法机关通过改善劳动者地位或限制资本家的法案，慢慢地改造社会。事实证明这种手段没有多大效果，更无法达到社会的根本改造。劳动运动只是社会运动的一部而非全部，它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却不是惟一的手段。如果单靠劳动运动，也不能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所谓直接行动，又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一种是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前者主张用突发的总罢工的手段，实行革命；后者主张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至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究应采取何种手段，他认为，工团主义采用的总同盟罢工方式，只适用于工业国，中国与俄国一样，都是农业国，因此极有可能采取最后一种手段，即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那也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争斗手段”(125)。
    既然中国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以推翻旧制度为目标的社会革命，理应由共产党来领导。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鲜明政治纲领和严密组织纪律性的先进政党。它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中坚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对于这个问题，早期共产主义者业已有明确的共识。蔡和森把共产党看作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126)。李达则把共产党喻为“无产阶级的柱石”，“无产阶级的头脑。”(127)他通过研究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得出结论：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之可言(128)。尔后陈独秀对此有过更加透彻的阐述，他指出：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住权力阶级的地位，用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129)。作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只有共产党才能站在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前沿，团结和领导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排除千难万险，朝着建立劳动阶级国家和新社会的目标，作最为艰苦卓绝的奋斗。共同的理想和信念，驱动早期共产主义者迅速地集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四、简短的结论
    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于国家问题的探索，绝非单纯的理论兴趣使然，而是受了历史使命感的强烈驱动，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运用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展开对国家问题的探讨，拨开了笼罩在国家问题上的重重雾霭，形成了关于国家基本理论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和观点，建立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初步架构。尽管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相关论述，主要还是沿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结论，缺乏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特征的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偏差，有简单化、理想化的缺点，但无论如何，这毕竟是中国人第一次学会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认识国家问题。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碰撞中，他们勇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针锋相对地批驳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和主张，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中国问题，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和办法，认定“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130)，从而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总体方向。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国家问题所作的开拓性研究，他们所确立的理论原则与分析方法，在中共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得到更为成熟的运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可以说，正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国家理论的探索，开启了通往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的先路，两者之间有着无法割裂的承继关系。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推动下，一场以推翻旧制度、开创新制度，打碎旧国家、建立新国家为目标的深刻社会革命由理论层面进入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走上20世纪中国的政治舞台，开始了长期的艰巨的创业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