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史学活动，随之也就有了对史学活动的反思。
    中国史学开创于先秦，史学批评亦萌芽于先秦。之所以称“萌芽”，是因为此期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史学批评。先秦学术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文、史、哲……等诸学科混沌在一起。由于史学还没有独立的学科意识，因而也不可能出现独立的、有自觉意识的史学批评。一般说来，史学批评被包容在综合性的学术批评之中。我们须从先秦学者、史家的议论和著述中，只鳞片爪地发见他们对史学研究所持的态度和观点。当然，我们的归纳和分析应是严格依据史料的。
    尽管先秦史学批评呈萌芽状态，却丝毫不能减损其重要性。“山林之启”，毕竟肇于“筚路蓝缕”。史学批评在初始阶段的状貌，明显地影响着后世史学批评的发展路径和特点；先秦史学批评的某些朦胧认识，在以后历朝历代不断得到明确和强化；贯穿整个史学批评史的某些概念、范畴，在先秦已初露端倪。
    又，既然先秦史学批评往往包容在综合学术批评之中，那么，这种并非完全界定在单一学科内的批评也就具有较大的涵盖面，某些观点不是仅仅适用于史学，也适用于文、哲等其它学科。从这个角度观察，先秦史学批评对于整个学术研究也不能不发生一定的影响。
    一、关于史学价值的认识
    历史研究有什么用处？这是史学批评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具体而言，先秦时期对于史学价值的认识可区分为四个层面：
    1.鉴戒得失，择善而从，避蹈覆辄。
    《尚书》是现存最古的文献，其中反映出周代统治者对于借鉴历史的重要性已有认识，注意总结殷商的政治得失。《召诰》明确提出“不可不监于有殷”。《酒诰》所记周公诫康叔之语，甚至征引更早的鉴史观念作为论据，“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在《无逸》篇中，周公更语重心长地以前王的施政得失告诫继位的周成王：“呜乎！嗣王其监于兹！”这种“监”于史的观念，既属于历史观范畴，也属于史学观范畴。后世史学批评中的种种求鉴说正是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鉴前人之成败得失，使后来者能够见善而从，见不善则避之，这是史学价值中最基本的一条，因为这一功能最有力体现了史学对社会现实的直接参与作用。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重要一点在于人能够总结交流经验教训，因而生存竞争力与日俱增，一代胜似一代。这与动物的自然进化有着天壤之别。孔子有一句著名的话：“观殷、夏所损益，日后虽百世可知也”，（《史记·孔子世家》）就是强调历史经验对于后世有永不磨灭之启发意义。
    先秦时代，史官位尊权重，可直接以历史上的得失成败、奇谋善策等陈见诫告君王，充分显现史学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参与作用。《国语·楚语下》载：
    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飨之。……（王孙圉）曰：“……楚之所宝者，……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
    这段记载说明：第一，史官能运用自己的历史知识为巩固“先王之业”服务；第二，史官的这种“道训典”、“献善败”于国君的行为是受到高度重视和评价的，为“楚之所宝”。
    史学的这种鉴戒功能在先秦是得到广泛认同的，上举并非孤例，兹再举几则：
    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赵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史记·虞卿列传》）
    尤为突出者，《吕氏春秋》（成书于先秦之末）能总结前人之论。其《序意》言编撰是书主旨：
    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矢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循其理。
    这是此期对于史学之垂训鉴戒作用阐发得最为明确的。
    2.惩恶劝善，实施舆论监督和道德裁判。
    史学研究和撰述属于意识形态工作，主要是通过舆论宣传和历史教育的手段去影响人们的思想，实质并无强制力。先秦的史学家和学者以史学为“道德裁判”之工具，期期于“惩恶劝善”四字，试图通过对善恶行为的如实记载和公开传布而形成舆论监督局面，使得做恶事者受到警责，做善事者受到褒奖。
    孟子很形象地揭示了孔子希冀以刊修《春秋》来干预乱世的用意：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这道出了孔子修《春秋》有着对抗“邪说暴行”的目的，而其成书后的效果也达到了“乱臣贼子惧”。诚然，孟子出于对《春秋》的偏爱和自己的现实目的，对《春秋》的作用不免有些夸大，但他的确揭出了孔子修《春秋》之深意。
    那么，《春秋》如何发挥影响力呢？《庄子·天下篇》指出：“《春秋》以道名分。”这可以说是抓住了《春秋》的要害。孔子就曾对弟子们谈到，他如若当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名”。孔子非常反感于现实中的“礼崩乐坏”、名实相违之现象，认为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而使社会动乱，决意通过修《春秋》来表达政治意图，其遣词用句均被认为寓褒贬之义。
    《左传》则进一步把《春秋》的社会影响明确归结为“惩恶劝善”：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左传·成公十四年》）
    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判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左传》之作者首次指明了孔子“书法”及其寓意。自此以后，“惩恶劝善”遂成为贯穿中国古代史学的一条著述和评论的基本准则。
    应该指出的是，史学之惩恶劝善价值，并非是孔子及《左传》作者独出胸臆，而是体现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特点。先秦时代，君王的专制统治尚不如后世严密，史官撰述多少还有一点独立性，史官可将所记内容公布于朝。《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有一句精炼的话：“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此语通过曹刿向鲁庄公进谏时作为论据提出，可见已是当时公认的准则。本来君王是至高无上的，但为使君王不致过分随心所欲，避免危及整个统治集团的生存，先秦政治家设计出以史监督的方案。在君王之侧设立史官，记载其言行。如《礼记·玉藻》所云：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史官不但“君举必书”，而且亦将记录公布。时人师旷云：“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他列举之“补察其政”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史为书”（《左传·襄公十四年》）。当时从君王到诸侯、大夫，都很看重史官如何记事，假若记事于己不利，则深以为耻，甚至恐惧。《大戴记·保傅篇》云：“三代之礼，天子……失度，则史书之，工诵之，三公进而读之，宰夫减其膳，是天子不得为非也。”这虽有夸张之嫌，但史官之书法有监督功能则是无可置疑的。以崔杼、赵盾之权势，对史官所记辞句那样计较，而终又无可奈何，便可为明证。
    从另一角度看，善恶必书，记史公开，对史官也是一种压力和督促。史官如不能做到，则自己也要因失职而受惩遭祸。《大戴记·保傅篇》载明：“太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过则死。”《诗·邶风·静女》毛传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记过，其罪杀之。”所以，“君举必书”和记史公开这一制度，是一柄双刃剑，对君王和史官双方都发挥一定制约作用。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将董狐、齐太史之举仅仅归结为骨气、节操了。
    3.可资施政，提供行事依据和治国方略。
    《墨子·非命上》指出：“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意为，古代圣王之典籍，是由国家所制定，颁布施行到百姓中，这便是治国的规范法则。这是对史学作用的一个重要认识。《周礼·春官》云：“史掌官书以赞治。”《国语·周语》云：“天子听政，……史献书，……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庄子·齐物论》亦云：“《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均表达了类似观点。虽然这种观点阐说还不具体，意义还较为朦胧，却具深远意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发展为较成熟的、得到较普遍认同的“史为国家典式”之观点。而《庄子》所云“经世”一语，表明中国史学之经世致用传统可以追溯至先秦。
    4.有裨修养，丰富历史知识以提高个人素质。
    《易·大畜·象传》云：“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谓“前言往行”，即历史知识；所谓德，主要指品行、道德。这句话强调，通过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以增强道德修养。又，楚大夫申叔时在答复楚庄王如何教育太子的问题时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世系）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国语·楚语上》）也肯定史学在人才培养教育方面的功能。
    以上所述先秦时代对于史学之价值功能的几种看法，无不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有关，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从一开始就和现实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史学研究的主要动力来自政治斗争的需要，我们没有发现单纯为学术目的而治史者，中国古代史学和史学批评与社会政治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传统，实肇于先秦。
    先秦学者对史学价值功能的理解专注政治方面，这虽然抓住了史学的本质特性，但是眼界稍嫌狭隘。给予后世史学的导向，是政治专史一枝独秀，史学之政治功利化倾向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