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史家素质的认识
    史学批评不仅包括对史著的批评，也包括对史家的批评。
    一个优秀的史家应具备怎样的素养和品质？此期对“良史”的认识主要有二条标准：
    1、学识渊博。《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据《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叙》云：“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说，谓之《八索》。索，求也。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国语·楚语下》又载：王孙圉“曰：“楚之所宝者，……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楚王在宾客前夸赞倚相为“良史”，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王孙圉在外交场合盛誉倚相为楚国“所宝者”，皆由于倚相能读古代之艰深典籍，并能以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襄助朝政。
    2、“书法不隐”。如果说前面那条侧重于“学术标准”， 那么这条就是侧重于“政治标准”了。《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灵公欲加害大夫赵盾（宣子），赵盾出逃还未出国界时，他的属下赵穿已将晋灵公杀死。赵盾于是返回。太史董狐在史册上写“赵盾弑其君”，公布于朝。赵盾否认。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赵盾无可奈何。孔子闻知，慨叹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在孔子看来，晋灵公之死，赵盾应承担责任，董狐所记是正确的；赵盾也确是贤良大夫，但为了顾全维护礼法之大局，只得承担弑君恶名，可惜得很。如果赵盾不在国内就可以免除恶名了。孔子称道董狐为“良史”，有两层含义：其一，面对赵盾大权在握之局面，董狐直书晋灵公被杀事，没有隐讳，表现出忠于职守的品质：其二，董狐指称赵盾为凶手，是坚持秉礼法原则记事。
    这样，孔子所赞扬之“良史”，实际上对史事记载亦是直书亦是曲笔。说董狐曲笔吗？他又不畏权臣，公布灵公被杀事；说董狐直书吗？他又隐去杀手赵穿，明确写上赵盾弑君。
    问题焦点在“书法”上，“书法不隐”并不等于直书其事，而是以礼法名分之准绳来判定史事性质，以礼确定如何记载史事。“书法”表面上看起来是记史的形式问题，实质体现着等级制度的礼制条规与道德准则。先秦统治集团重视记史之“书法”，目的是以此调节、平衡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关系，要成员严格遵守各自的名分，绝对不可僭越。赵穿是为赵盾鸣不平而杀灵公，并且赵盾归朝后又不追究赵穿责任，因此，赵盾要承担以下犯上的弑君罪名。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孔子“良史”标准的内在矛盾，既要求忠于历史，又要求不直书历史。他所赞赏的“书法不隐”，并非完全反映客观史实，而是追求符合礼法名分的“真实”，在合乎礼法名分的前提下求真。这一点在孔子本人的实践中就有反映，如践土之会，晋文公实召周天子前往，但孔子认为臣下召君是非礼，于是在《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记作“天王狩于河阳”，假称巡狩外出。孔子的“春秋笔法”给后世史学打上深深的烙印。由此说来，称孔子为“直书”和“曲笔”的始作俑者也未尝不可。旧史学只能在“直书”和“曲笔”间摇摇摆摆，寻求相对平衡。
    先秦时期对“良史”之要求，集中在上述二条标准上，也不是偶然的、随意的，而是和当时统治集团对史官的基本要求联系在一起的。其要求之一是，史官要随时为君王提供政治咨询，需勤于献替规谏，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史官就要饱览古籍，熟知典章，学识渊博。其要求之二，史官以官方确认的记史内容、方式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服务，而不能凭个人好恶记史。
    所以，学识渊博和书法不隐这二条良史标准，实寄托着先秦统治阶级对史官的厚望。
    四、关于对批评本身的认识
    这一时期的史学批评尚处在不自觉状态，更不可能出现自觉的对批评自身的审度。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此期有一突出的时代特色：诸子论辩发达，百家争鸣热烈。诸子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扎实而有说服力，均积极从历史中寻找论据。诸子论辩是综合性的，包括史事评论和史学批评在内。诸子论辩一方面无意中促进了史学批评某些观念的进展；另一方面，诸子在论辩实践中对一般评论方法的初步回顾和总结，也适用于史学批评，并且事实上也确为后世史学批评所接受。换言之，先秦时期对于一般学术批评方法的朦胧探讨，也是史学批评方法成长之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