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般性论辩的目的，孟子曾有过表述。有人问孟子：“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接着他列举了天下之乱的种种表现，评论了孔子作《春秋》的原因，然后道出辩的目的：“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腾文公下》）
    《荀子》中的《正名》、《非相》、《非十二子》、《正论》等篇，也谈到辩的特点和作用等问题。《荀子》主张学习圣人之辩。认为有三种辩，即小人之辩、士君子之辩、圣人之辩。要学习后一种，即“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荀子·非相》）《荀子》还提出，论辩的指导思想要正确，否则，无论论辩的技巧多么高明也为君子所不耻，“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荀子·非相》）
    墨家讲求逻辑，重视论辩技能，对论辩方法有一些探索。《墨子·小取》对论辩的目的说得很明确：“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该篇对于论辩的方法也有归纳，“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并进而作了具体解释和举例。
    古代文学批评、史学批评中常常运用的“知人论世”方法，盖出于孟子无意中揭示。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孟子原意是讲尚友之道，但却给予学术批评很大启迪，后人多视之为研究作品、批评作品之方法，概括为“知人论世”四字。文学批评是如此，史学批评也是如此。孟子“无心插柳”而“柳成荫”，因为“知人论世”的确揭示了一种科学态度和方法，即研究和评论作品，首先必须“知人”，即对该人的基本状况有所了解；同时还要“论世”，即对该人所处时代及社会状况有所了解。
    以上皆属对一般性论辩方法的探讨，涵盖了包括史学在内的各个学科，对于史学批评水准的提高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
    先秦史学批评往往和综合性的学术批评混在一起。史家和学者还没有反思史学研究的自觉意识。我们所总结的史学批评观点，或寓含于一般性学术批评，或包容在史论、政论中，或是论者谈论其它问题时偶然涉及，而直接针对史学研究发论则不多。
    史学批评深受儒家学说影响。儒家学说在先秦学术中居重要地位，对史学贡献最大的第一位史家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早期史籍《尚书》、《春秋》则又属于儒家经典，因而儒学对史学批评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尚书》、《春秋》多被置于五经、六经范围内加以论评。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重视历史典籍的作用，推崇教化，讲求立身之道、治国之术，学者多以此为准绳去品评史学。就对史学批评的影响而言，儒学远超过其他各家学派。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旧史学的终结。先秦史学批评的这一特点促使中国古代史学重伦理道德，重人的自我完善，崇拜圣王贤者，充满道德训诫意味。
    专注史学的政治功能，未重史学技术方法。一般说来，在史学批评的诸论题中，关于史学的本质、作用，是居于首位的问题。由于先秦史学批评是对史学现象的初步检讨，因而从认识顺序来说，批评的着眼点多集中在居首位的问题上，而对史学功用的理解几乎都与社会政治需要联系起来。先秦学者、史家关注史学的首要动机，就是欣赏史学能作为表述政见、干予政治的武器。另外一个因素，此期史学实践还不是很丰富、深入，史学研究方式方法和史著的编写还较为简单，不存在很复杂的技术性问题。
    综上所述，先秦是史学批评之萌芽期，此期史学批评的成就和特点，明显对后世之史学研究和史学批评起着引导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