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史书编撰要素的认识
    先秦作为中国历史学的开创时代，诞生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史书，诸如：文献汇编--《尚书》、《逸周书》；氏族史--《世本》；记言兼国别史--《国语》、《战国策》编年史--《春秋》、《左传》、《竹书纪年》；历史地理--《山海经》，等等。这些史书都颇具影响，吸引后世继作层出不穷。虽然此时并无进行史学批评的自觉意识，但既有相当规模的史学活动存在，因而也就具备了评说史学实践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孟子的知识很渊博，从他在滔滔雄辩中娴熟地引经据典来看，应为饱读典籍之人。他很有见地的提出了史书编撰三要素：事、文、义：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
    意为：像齐桓公、晋文公业绩那样的史实构成史书的内容，即是“事”；将史事用文字表达出来成为史书，其修辞技术就是“文”；寓含在史书中的宗旨和观点，就是“义”。这三要素概括得相当准确，清人称之为考据、词章、义理，我们今日称之为史料考订、文字表达、理论观点。无论是史著撰述还是史著批评，都必须把握这三个关键环节。
    那么，先秦时代对于事、文、义作了何种程度的有意或无意的探讨呢？
    1.“事”。作为编撰史书的首要前提，是要弄清基本史实。先秦学者对此已有重视。
    孔子有着系统整理文献典籍的实践，因而对史料之价值有深切的认识。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这里的“文”，指的是书面历史资料；“献”，指的是博学贤者之口耳相传资料。孔子已深感史料缺乏之弊，明确表示，如果有足够的书面和口头资料，他就完全可以充分地论证历史真相。这是我们见到的对史料作用的最早评论。
    文献是再现历史的基础，有了文献，还须有尊重、忠实文献的态度。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声言自己对待历史文献是阐述而不创作，在相信的前提下喜好。这固然反映了他思想上保守、崇古的一面，但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却也含有可贵的因素。研究历史，撰写史著，必须有谦逊诚实的态度，要根据史料说话。一切研究和结论都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绝不可离开史料去“创作”，不能轻视、厌弃史料。在《论语·述而》同篇，孔子再次声明：“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可见，他强调自己“述而不作”，是有针对性的，是要和“不知而作”的轻浮学风划清界限。
    孔子的这个思想对后世史学的影响非常之大。正是尊奉此种精神，中国古代史家大多重视保持历史资料的完整系统和本来状貌，不依个人好恶而选取式研究和编撰。因而，中国是世界上保存古代历史资料最系统、完整的国家。现在我们看到的历代史书繁富无比、汗牛充栋，本纪、世家、列传中，记载着从皇帝到知识分子，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各类志书、会要，记载着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典章制度。中国史学的这个特点，为后人研究前代历史提供了很大方便。反之，假若古代史家重作轻述，重今轻古，突出个人研究的主观性，那么，他们认为重要之事，后人可能认为不重要；而他们舍弃不载之内容，倒可能是后人所珍贵的。如此，后人的历史研究所遇到的困难就更大。
    当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有很大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束缚人们思想，诱导后人只重陈述前人思想，只在阐发前人语意上作文章，喜好拾遗补阙、校勘、注疏类工作，崇拜古圣，仰慕前修，而自己的创造力减弱。即使有创作，有新思想，也要以托古面目出现。可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于中国史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与消极作用具有微妙的内在联系。
    孔子不但强调“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还重视对历史资料的考辨工作。他曾订正流传已久的史实错误，如旧将“乐正夔一足”理解为夔一条腿，而孔子订正说：“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吕氏春秋·察传》）这样的能人有一个就足够了，非指此人是一条腿。孔子曾说自己所见史书中有存疑之处，“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论语·卫灵公》）他也表示过“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由寡尤”。（《论语·为政》）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
    孟子进一步提出了对史著的辨疑问题，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尚书·武成》所记周武王伐纣，战斗残酷，乃至于血水飘起捣米的木棒，很不可信。理由是周武王率领天下最仁义军队去讨伐最不仁义的商纣王，众望所归，怎么会有那么对抗激烈的战斗呢？孟子的说法与他的仁政思想是一致的，他在游说各国君王时大力宣传“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认为只要施仁政，不杀人就能统一天下。所以他自然不能同意武王伐纣、血流飘杵的说法。今日看来，孟子的观点未免迂阔，但却提醒人们以分析的眼光读史书。孟子的这种观点继自孔子的学生子贡。子贡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认为史书所载纣王的坏事太多了，实际上不会坏得那么厉害。孟子进一步强调“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大大鼓励了后世勇于疑古的学者，诸如王充、刘知几、崔述等。
    《吕氏春秋·察传》继承发展了孔子、子贡、孟子等人考辨史事、不轻信史书的传统。《察传》旨在对传言进行审察，可以说是评辨史书疑点的第一篇专题文献。该篇举出若干订讹实例，除前面提到的孔子辨“乐正夔一足”外，还有“丁氏穿井得一人”之讹例。尤为重要的是记述子夏纠正史书误文一例，“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该篇告诫人们，读史要细心辨察，否则就不能了解事实真相，“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
    2.“文”。史著在文字表达方面应该达到什么标准呢？文辞与内容应是何种关系呢？孔子发表的一些看法较为精辟，在历史上发生深远的指导作用。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段话显然是品评人物的，但随即被人们引申到学术批评中，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史学批评，都将“文质彬彬”作为著述中内容与文辞关系的一个理想境界。孔子的原意为，若是一个人的言辞朴拙超过文采，就类于鄙野之人；如言辞文饰多于朴拙，就类于司掌文书礼仪之官。（“史”并非专指史官）朴质与文采相半配合，才是君子的气度。关于著述之文辞，孔子还曾指出：“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可以看出，孔子对于修辞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甚至认为，要阐述的思想、内容如果在表达上没有文采，那么就不可能得到传布。但孔子对于文采和内容并不偏废任何一方，而是在重内容的基础上讲求文采，追求内容和文采的统一。孔子的这一观点是辩证合理的，对史学批评影响很大，文质论成为史学批评的一个基本论题。批评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于史书之文与质有不同的强调侧重，从而促使史学著述之行文方式、风格合理发展，防止偏向文或偏向质的畸形化。
    3.“义”。孔子、孟子均重“义”，表明他们认识到理论观点为历史撰述之核心要素，“义”即史著之灵魂。为什么他们重义，因为他们的主要社会角色为社会活动家、思想家，而非闭门读书之学者，他们之所以重视历史研究，旨在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
    孔子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寓含在所刊修《春秋》中，所以他才能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因而也才能声言为《春秋》承担责任，并提醒人们从《春秋》中去了解自己--“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是深深理解《春秋》义蕴的，他是最早探讨并宣传《春秋》之义的。他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孟子没有单纯就史书论史书，而是将《春秋》放在社会变化的大背景下来理解，从文（史）随世变的高度来认识《春秋》的义蕴。在孟子看来，随着周天子的威势没落，时代变化了，歌功颂德的诗在礼崩乐坏之时已不中用，于是笔法严正的《春秋》应运而生。他已朦胧感觉到杰出的作品体现时代特征，不同的时代应有不同性质的作品，否则就不能合乎政治需要。这个见解和前引对《春秋》社会效果的评价，都是从史著和社会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方面来评论史学的，尽管是初步的，也反映了孟子不寻常的识见。
    孟子特标明孔子之言--“其义则丘窃取之矣。”那么，孟子所发现《春秋》之义究竟是什么呢？他指出：“《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抓住了要害问题。《春秋》是天子的编年史，孔子《春秋》突出名分，尊王为第一要义，盖针对“世衰道微”、“礼崩乐坏”而为，目的是使“乱臣贼子惧”。因而，《春秋》站在维护周天子正统地位的立场上叙述史事，着意于礼法名分，寓褒贬字里行间。孟子对《春秋》主旨的概括为后世司马迁所赞同。司马迁称孔子修《春秋》，“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这可以看作是对孟子观点的具体化。
    《左传》中的“君子曰”，也对《春秋》之义有所阐发，认为《春秋》之义是通过“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左传·成公十四年》）的书法义例而体现的，并进一步举例说：“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有了义，史著才不是各种史料的无生命堆砌。义之境界是否高远，是衡量史书优劣的主要标准。中国史学批评在初始阶段就关注到“义”，可以说是把握了撰述、品评史书的关键。后世史评家也不断有所论证、发挥。章学诚即云：“史所贵者，义也”（《文史通义·内篇三·史德》），“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文史通义·内篇二·言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