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简中月朔简年代考释(2)
三10号地点出土的10枚月朔简 有10枚月朔简出土于敦煌的10号地点(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遗址分布图烽隧号)。斯坦因编号为T.vi.b,是一座烽台,位于敦煌之西、疏勒河下游,今托格拉克布拉克西南。距今吐火烙泉约6 公里的这座烽台西与南两壁与坞相连,坞内有套房三间,灰堆中共出土简252枚, 简号25~276,是疏勒简出土量最大的一处。 西汉时为敦煌郡玉门都尉大煎都候官所辖。〔8〕 在252枚中有23枚纪年简,除1枚(270号)为公元前68年外, 其余22枚均集中于公元前65至公元前56共十年间,尤以公元前57年最多,占12枚。说明汉宣帝中期在此有频繁活动,故10号出土地点的上下时限划为公元前68至公元前56年。在以下判断10枚月简(简号34、37、199、102、108、168、173、107、204、275)时,为估计到各种可能,须将依朔闰表检索的区间适当放宽至宣帝始末,即公元前73至公元前49年。为了描述月朔简的周期性,本文一般列出31×7=217年内所有同月同朔干支的年代,它们全部满足上述周期律,仅供参考。 第1枚34号: 八月六日丁酉日不起(迹) 第2枚简37号: 九月十二日□酉日不起(迹)□□日 第3枚199号: 以八月十日辛丑□□□时苣火从东方来 34、37号原文释“起”,编者按“起”疑当释“迹”,极是。两简皆为日迹簿中对未巡逻的记录残片,出土地相同,内容相关,较大可能是同年所书,出自一人手笔。八、九月相连时,计算日数知“□酉”当为“癸酉”。由34号确知八月壬辰朔(199号同样), 九月当为壬戌朔。按陈《表》依上述区间公元前73至公元前49年检索,可断定此3 简皆为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另有公元前89年,公元160年与此3简月朔皆合,但在区间之外,供参考。对34号,公元前32年、公元前1 年虽八月壬辰朔而九月非壬戌朔;对37号,129 年虽九月壬戌朔而八月非壬辰朔,因两简相关,这些年代皆应排除。 第4枚102号: 以七月十四日庚午日迹不尽界庚午日□候 第5枚108号: 八人迹八月丁亥尽乙卯廿九日积六百卅三里百七十四步 第6枚168号: 六人迹八月丁亥尽廿九日四百五十五里八十步其五人人行八十 里一人五十五里六十步迹还一反负马矢六石 第7枚173号: □□□□□□建酉 八月廿三日 由102号简确知七月丁巳朔;由108、168号简可推出同171号完全相同的月朔序列:七月(或闰七月)丁巳朔大、八月丁亥朔小、九月(或闰八月)丙辰朔大、十月(或当有闰八月时的九月)丙戌朔。在检索区间(公元前73至公元前49年间)内,仅有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满足这一月朔序,且恰在伴出纪年简上下时限(公元前68至公元前56年)之内,故可断定此3简属公元前57年的日迹记录。除此之外, 仅有公元前26、公元161年与此3简月朔相合,但在检索区间之外,录以备考。事实上,171号简历日记录的信息与108、168相同,根据上述考释方法, 沙畹的结论应当是正确的。 在171号中八月廿三日为己酉;在173号中,置“建”于“酉”的日期是八月廿三日。在检索区间的25年中,八月廿三日地支为“酉”者,仅有三年:公元前57、公元前54、公元前53年。按照建除十二神的排法〔9〕,作者之一得出如下结果: 五凤元年(公元前57)八月丁亥朔,廿三已酉建 五凤四年(公元前54)八月己亥朔,廿三辛酉建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八月癸亥朔,廿三乙酉闭 由此可知,在考察区间内,公元前57年和公元前54年均合于八月廿三日建酉,173号有此两种可能,因前者在伴出纪年简上下时限之内, 故五凤元年可能更大。由于计算和排序较为繁琐,此不赘述。 第8枚107号: 七月己卯日罢军病已不迹八日丙戌 七月己卯至丙戌共8天,丙戌当在七日内,故知七月己卯朔。 在检索区间内,仅有地节四年(前66)与之相合,且在伴出纪年简上下时限之内。此外,公元前40、公元前9、公元23(莽历)、121、152、178诸年皆七月己卯朔,均予排除。 第9枚204号: 聊禹以十一月壬申日不迹入十一月十二日壬申日田何候 由“十一月十二日壬申日”确知十一月辛酉朔。在检索区间内仅有神爵四年(前58)满足此条件,且在伴出简上下时限之内。此外,公元前89、公元36、67、129、160诸年虽月朔相合而皆无可能。 第10枚275号: 长卿 得候史□所受官马食二石七斗五月十日己卯尽己丑备客马食少毋忽 据“五月十日己卯”推知五月庚午朔。这一月朔较特殊,在我们所划出的考察区间里没有出现,于是将检索范围扩大,最接近于伴出纪年简上限的是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另外供参考的有公元4、35、 97、128年。如果释文无误,则275号属于公元前90年可能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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