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出土地点分散的6枚月朔简
    有两枚月朔简（388、424号）出土于敦煌的22号地点（斯坦因编号T.xiv），是一座障，位于敦煌西北80公里，今称小方盘城， 在西汉是敦煌郡玉门都尉治所，即历史上著名的玉门关。在该障之北80米处，有东西长约81米的土丘，其地出土约百件汉简，《疏简》著录81枚，简号344～424，是疏勒河流域第三大出简地。其中纪年简10枚，上限公元前96年（413号），下限公元17年（347、348号）。该地点又分i～viii个小区，388号出土于土丘顶端靠北的第iii处，伴出纪年简有公元前96年（413号）、公元前94年（386号）、公元14年（398号）3枚；而424 号出土于丘上东部靠近iii的第vii处，无伴出纪年简。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将检索区间适当放宽，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始， 至东汉建立之前的公元24年止。
    第11枚388号：
    三月丙子朔癸未王□□君
    符合三月丙子朔的在检索区间内仅有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它也在伴出纪年简时限之内；此外还有公元29、60、153年合于此月朔， 而不须考虑。进一层的讨论须排除两个潜在的可能。其一是公元24年，莽历已废，但边塞地区可能沿习未改，如是，则该年莽历三月丙子朔，恰为检索区间的下限。此为推测，并无实据。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10〕中EPT43.62号书“更始二年正月丙午朔”，EPT65.313 号书“更始二年二月丙子朔”，确证地皇四年（23年）十月莽亡后两个月，边境地区已立即废弃莽历不用。故此推测难以成立。其二是据陈《表》，汉武帝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二月丙子朔。但据413号简：
    大始元年十二月辛丑朔戊午煎都亭□
    陈《表》十一月辛丑朔与之不合。《汉简缀述》〔11〕、《居延新简释粹》〔12〕等均早已指出这一点。按413号简反推， 该年恰为三月丙子朔，亦在388号的时限之内，应予考虑。 按《五行志》记该年正月乙巳晦日食，即正月丁丑朔。亦可推出三月丙子朔。虽然将太始元年历谱按413号简重排尚须进一步论证，但388号应当有两种可能，即：公元前96年和公元前65年，似较客观。
    第12枚424号：
    斥候前都君不幸孝与私从二人驰取君上复
    一孝闻不到再拜入十二月八月十日甲戌□孝以丙子取外（正面）
    斥候前都
    吕孝□□□（背面）
    由“八月十日甲戌”推出八月乙丑朔，在检索区间内与此月朔相符的有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和天凤二年（公元15年，莽历），简上记载与出土信息不足以否定其中任两个，所以结论是三者皆有可能，有待识者作出取舍。此外还有公元77、113、144年月朔相合而不可取。作者猜测，因424号出土于22 号地点的第vii处，离389号（公元14年）的第iii处不远，424号是否为公元15年简？见不到原简，证据不足，备考。
    第13枚690号：
    三月一日丙辰朔（正面）
    二月廿九日三月一日（背面）
    该简出土于38号地点（斯坦因编号T.xxii.d），是一烽隧，在敦煌市西北，大泉之北约8公里，紧靠哈拉湖南岸， 汉代属敦煌郡中部都尉辖区。该烽隧西南有两片灰区，发掘并著录汉简15枚，简号676～690。其中纪年简3枚：公元47年（681号）、64年（684号）、67年（685号）。纪年简数量少，不能形成令人信服的上下时限。故将检索区间放宽，公元前98年至公元137年，即与全部《疏简》纪年简上下时限相同。
    据690号简上纪录，可推出正月（或闰正月）丁巳朔大， 二月丁亥朔小，三月丙辰朔大，四月（或闰三月）丙戌朔。据陈《表》仅有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和汉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 年）与此月朔序相合，在未获得新的证据之前，两种可能并存，供识者取舍。作者注意到，出土690号的38号地点离出土697号的40号地点不远，同在哈拉湖南岸向北凸出部，东西相望，呈犄角之势。而上文已提及697 号王国维判为“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历”是错的，已纠正为永始四年（公元前13 年）〔13〕。另外，陈梦家说马伯乐（H.Maspero）〔14 〕考为永治四年的历简〔15〕，我们认为即是697号。说明该凸出部公元前13 年前后有戍边记录。它使人联想到690号可能是公元前10年简，证据不充分， 谨录以备考。
    第14枚939号：
    五月乙亥朔丁巳胜
    首先，五月乙亥朔，五月不得有丁巳（第43日），如果非书简有误，在见不到原简条件下，无法判断释文是否有错。该简出土于155 号地点（斯坦因编号T.xlvi.b），在今鼎新（旧名毛目）之西、原北大河河床北岸第4个烽隧。汉代属酒泉郡东部都尉辖区。坞与该烽台东、 南两壁相连，坞内残存几间套房，灰堆中发现20枚汉简，《疏简》著录12枚，简号936～947，其中纪年简1枚，为公元69年（942号）。纪年简数量太少，不能构成上下时限，故将检索区间放宽，从公元前98 年至公元137年，即与全部《疏简》纪年简上下时限相同。最接近公元69年的是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另外在检索区尚有公元前65年、公元29年、96年，均为五月乙亥朔，不能轻易排除。能否定的仅有153年。 这说明伴出纪年简数量太少时判断简的年代根据不足。当然，将可能的年代缩小到三、四年，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黄文弼1930年和1934年在罗布淖尔发掘汉简71枚，本文记作L1 ～L71号。其中纪年简4枚：公元前49年（L56号）、公元前39年（L2号）、公元前25年（L15号）和公元前8年（L17）号。 即上下时限为公元前49年至公元前8年，检索区间适度放宽，始于宣帝。终于西汉末年， 即公元前73年至公元8年。本文所关注的是月朔简的年代， 罗布淖尔简中有两枚（L4号和L26号），顺便在这里作一下讨论。
    第15枚L4号：
    二月庚辰朔丙午后曲候□
    丙午为二月廿七日。符合“二月庚辰朔”而在检索区间和伴出纪年简上下时限内的年份有公元前45年和公元前14年。公元80年和173 年虽月朔相符而年代靠后，应予排除。
    第16枚L26号：
    己未立春伏地再拜八月十三日请卿辱使幸幸大岁在酉在初
    □问初伏门（正面）
    三月辛丑朔小三月辛丑朔小三月己未立夏夏已未立夏
    八月十九日九月十九（背面）
    先讨论背面。由简文确知二月（或闰二月）辛未朔大，三月辛丑朔小，四月（或闰三月）庚午朔大，五月（或当有闰三月时的四月）庚子朔。满足这一月朔序的仅有公元前59年、公元前28年和公元159年。 但前者四月丁丑立夏，后者四月乙亥立夏，只有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为三月己未立夏〔16〕，L26号简背面为此年无疑。
    再看此简正面。“八月十三日”常在秋分前后，与立春和初伏均无关。关键是“己未立春”，它也有周期性。我们知道：
    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十二月廿四日己未立春
    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正月九日己未立春
    建武十一年十二月廿二日（实公元36年）已未立春〔17〕。
    可以肯定只有公元前45年合乎要求，前后两者皆在考察范围之外。据简文，“伏地再拜”的时间应距立春不远，故确知L26 号简正面为初元四年。另外，简文“初伏”，据《阴阳书》〔18〕：“夏至后第三庚为初伏”，已知该年五月己酉朔小，廿八日丙子夏至，推出六月廿三日庚子为初伏日。这几个时间一确定，对理解简文有所裨益。
    我们看到，L26号简文正背书写时间一为公元前45年， 一为公元前28年，相距17年。一个假设是：正面有字，17年后有人在背面练习书法，故有几处重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