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评语指出：关羽、张飞是当时著名勇将，并有国士之风，但性格上各有缺陷，终于以短取败。马超为了争夺权势，竟不顾覆家灭族，是令人遗憾的。陈寿评论黄权、王平等说：
    黄权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业，吕凯守节不回，马忠扰而能毅，王平忠勇而严整，张嶷识断明果。咸以所长，显名发迹，遇其时也④。
    由上可知：1、陈寿评量人物的标准是品德、器识、才能、业绩各方面都顾及；2、陈寿认为黄权等六人各有所长，但若不“遇其时”，也未能显名发迹。有的同志指责陈寿专以成败论人，并不符合实际情况。陈寿论及陈登、臧洪、吕据、朱异诸人所以功业未遂或遭罹祸殃时，也归之于“兵弱敌强”⑤，或君主昏虐，⑥并非把个人的才干智略作为事业成败的唯一原因。
    陈寿在其《上诸葛氏集表》中，说诸葛亮的“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他抄录陆凯所谏孙皓二十事时也说：“爱其指摘皓事，足为后戒”⑦。说明陈寿修《三国志》是为了“有补于当世”和“为后戒”的。正因为如此，范頵等称“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⑧。所谓“有益风化”和“有补于当世”，都是指什么内容呢？这从陈寿对人对事的记述中可以显示出来。陈寿对一国或一方首脑人物的评量标准，主要是从德性和才能两个方面著眼。他评论曹操时主要是赞扬他的才能，说曹操所以“克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对孙权的评语，也只突出其“任才尚计”。至于操、权二人的品德，陈寿从未予以肯定；可是对于刘备，则多次称道他的德行和作风，例如：
    先主……后领平原相，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⑨
    曹公南征……先主……将其众去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⑩”
    而在《先主传》，陈寿对刘备的评语是：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
    可见陈寿对刘备的品性和作风甚为心折，至于刘备的机权干略，陈寿则指出不及曹操，这看法是众所公认的。蜀汉的基业比魏、吴小，但后人多喜欢刘备，而不向往曹操和孙权。这固然是由于刘备的作风较好，但陈寿的描述无疑也起了媒介作用。
    至于三国时官吏士人的较好风范，陈寿往往给以表扬，如他称：张臶、胡昭不营当世；袁涣、邴原、张范进退以道；陈矫、徐宣、苏则、赵俨刚直骨鲠；司马芝、鲍勋忠亮不倾；崔琰、王凌风格节尚；太史慈信义笃烈；常林、胡质素业纯固；庞德、阎温临敌授命；辛毗、杨阜、高堂隆直言敢谏；李典义忘私隙；董和、姜维清素俭约；吕蒙克已励行，王基学行坚白，等等。都是陈寿认为堪作表率，有补于世的。
    与此同时，陈寿对曹操、孙权杀戳和黜放了一些良臣崔琰、毛玠、虞翻、张温等的事也进行了指责。陈寿虽然说刘备“宽厚”、“广济”，但也记述了张裕、费诗因违忤刘备的意旨而被杀贬的事。曹丕即位之后，过分刻薄兄弟和迫害拥戴曹植与已争夺太子宝座的人，也受到陈寿的谴责说：
    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才艺兼该。若加之扩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王何远之有哉！（11）
    可见陈寿认为一个统治者应当有宽宏的肚量和公平的态度，是顶重要的。至于大臣，如魏国的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等，陈寿虽称他们：“才策谋略，世之奇士。”但也指出他们的“清治德业，殊于荀攸”。（12）陈寿认为一个人无论多么足智多谋，但如果德行不备，仍为一大欠缺。魏国的韩暨，高柔均官至司徒，活到八、九十，可谓福寿双全，但陈寿并不以此为美，还讥刺他们说：
    暨年过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终位，比之徐邈、常林，于兹为疚矣（13）。
    可见陈寿论人，并不重视福禄官位，主要是看其人的道德风范。
    关于陈寿的史德问题，历来有不同看法。《晋书》卷八十二《陈寿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