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给明帝上疏陈审举之义说：
    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20）。
    由上可知：陈寿通过别人的上疏以曲折地表述曹魏统治者猜忌亲族，是司马氏势力得以坐大和曹魏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陈寿于《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还记载了孙权给诸葛瑾的书信，信中批评魏明帝说：
    任陈长文、曹子丹辈（寿在此未敢提司马仲达）。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夫威柄不专，则其事乖错，……自还相贼，乃事理使然也。又长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政柄，而不离刺转相蹄齧者也！强当陵弱，弱当求援，此乱亡之道也。
    裴松之对孙权以上的议论很赞同，认为陈寿载此寓有深意。松之在注中说：
    魏明帝一时明主，政自己出。孙权此论，竟为无征，而史载之者，将以主幼国疑，威柄不一，乱亡之形，有如权言，宜其存录，以为鉴戒。或当以虽失之于明帝，而事著于齐王，齐王之世，可不谓之验乎！不敢显斥，抑足表之微辞。
    松之的见解极为中肯，可谓善于体会陈寿的微辞奥意。明帝令“凡品庸人”（21）曹爽与一世枭雄的司马懿共事，是造成曹魏政权向司马氏转移的主要原因。
    根据《汉晋春秋》（22）、《世语》（23）与《通鉴》（24）诸书的记载，魏明帝临终任用辅政大臣的真相是：明帝先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令他与曹肇、秦朗等共辅政；久典机要的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怕自己不能继续保持权势，乃劝明帝用曹爽，且言：“宜召司马懿与相参”，明帝终于听从了放、资的话，免燕王宇等官，而以爽、懿辅政。正因如此，刘放、孙资有大功于司马氏、寿为晋臣，对此不敢秉笔直书。他在《明帝纪》只简单记述：“以燕王宇为大将军，甲申免。以武卫将军曹爽代之”。不过，对此，陈寿在《刘放传》作了较详记述：1、寿将刘放、孙资劝明帝免燕王宇，改写为放、资赞同明帝免燕王宇。这有一定程度的曲笔，但也表明寿并不掩盖放、资排斥燕王宇的事；2、寿明言放、资向明帝“深陈宜速召司马宣王，以纲维皇室”。这是寿的直笔。3、寿言正始“七年，放、资各年老逊位”，接着又述“曹爽诛后，复以资为侍中，领中书令。”这是揭示放、资为司马氏之党。寿于《放传》末叙述“放、资著勋前朝”。即系指放、资推举曹爽与司马懿辅政的事。其结果招致了司马氏篡魏之祸，这是什么“著勋于前朝”呢？还不是让读者知道二人倾害了曹魏吗？可见陈寿有时虽在正面不敢直书，但他毕竟在其他地方给以弥补和表白。寿在《三国志》卷二十《武文世王公传》评说：
    魏世王公，既徒有国上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以上是陈寿对曹魏猜忌亲属、招致灭亡，自食恶果的又一次正面发言。
    至于司马懿发动政变并诬告曹爽谋反事，陈寿在《三少帝纪》中，只述说“司马懿奏免大将军曹爽等”，并未提曹爽有何阴谋逆图。寿在《爽传》也只说：
    初，爽以宣王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及晏等进用，咸共推戴，说爽以权重不宜委之于人。乃以晏、飏、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诸事希复由宣王，宣王遂称疾避爽。
    可知曹爽原来对司马懿是极尊重的。交给司马懿的权也不轻。后来曹爽一行使其首辅的职权，司马懿便借口暗中布置，动刀动枪。由上看来，陈寿虽慑于统治者的淫威，有些地方不敢直书，有所曲笔，但他还是作了某些弥补和暗示。所以我们对陈寿的处境和难处，还应予以谅解。陈寿《三国志》中经常惋惜暗于防患者，因羁旅托国而常怀畏惧者，即寓有感伤身世之意。他本蜀臣，羁旅仕晋，本人既“再致废辱，做的又是容易惹祸招谤的修史之事，怎能不有所戒惧呢？当然，因为戒惧，叙事有过分隐讳之处，也是寿之缺点，不必为其讳避。”
    古人论史，注重文辞优劣。四史之所以优于其他正史，人们亦往往从表达技巧上着眼。至于寿书在四史中之地位若何？论者颇有异同。寿书思路清楚，言简意赅。文字流畅、自然、质朴、通俗、精炼，不堆砌材料而生动有致，不铺张演述而娓娓动听。叙事既极得体，论人亦甚公允。岂徒有补于当世，抑亦有良好影响于后代。人们之所以喜爱和熟悉三国史实及人们，与寿书有以上各优点和肇始传播之功，诱致感染之力，决非没有关系：《汉书》文字比较艰深，《后汉书》过分注意彫琢为文，都不及寿书通俗自然。《史记》依仗太史公之特殊文才，颇多精采描绘，然亦涉铺张演义之嫌，所以我觉得寿书在四史中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色。
    诚如众所公认，寿书的最大缺点是过分简略，不仅没有表、志，且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各方面记述都大有漏失。故看寿书，不能不读裴松之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