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的实证化
    疑古派之辨“伪史”，王国维之证古史，蕴含着同一个目标，即实现史学的科学化，后者同样构成了傅斯年的学术理想。当然，较之疑古派与王国维，傅斯年对科学化的追求，表现得更为自觉；在史学科学化的道路上也相应地走得更远。
    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来看，傅斯年的历史研究，以顾颉刚及王国维的工作为其出发点，而傅斯年对顾颉刚、王国维的工作也作了多方面的肯定。在谈到顾颉刚的古史考辨时，傅斯年一再强调其中包含着“科学家精神”，并认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注：《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6-147页。）而顾颉刚的史学观之所以具有价值，首先便在于它合乎科学的准则：
    大凡科学上一个理论的价值，决于他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范围广不广，此外恐更没有什么有形的标准。你这个古史论（指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论--引者），是使我们对于周汉的物事一切改观的，是使汉学的问题件件在他支配之下的，我们可以到处找到他的施作的地域来。（注：《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9页。）在此，傅斯年对作为历史观的层累造成论，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作了理论上的沟通；这种沟通既以确认科学的普遍涵盖性为前提（凡科学理论都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又由此论证了顾颉刚史学理论的科学性。
    同样，对王国维的史学研究，傅斯年也予以了极高的评价。在《史料学导论》中，傅斯年特别列举了王国维在卜辞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著作，认为：“王静安君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两篇，实在是近年汉学中最大的贡献之一。”关于王国维的这种史学贡献，傅斯年作了如下的具体概述：“王君拿直接的史料，用细密的综合，得了下列的几个大结果。一，证明《史记》袭《世本》说之不虚构；二，改正了《史记》中所有由于传写而生的小错误；三，于间接材料之矛盾中（《汉书》与《史记》），取决于是非。这是史学上再重要不过的事。”（注：《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5-196页。）简言之，王国维的贡献主要便表现在运用第一手的材料，考订一件件的事实；在傅斯年看来，这就是史学研究最主要的任务。
    对顾颉刚、王国维史学研究的如上概括和评价，同时也蕴含了傅斯年本人对史学的理解。在论述历史学研究的旨趣时，傅斯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即“史学便是史料学”。（注：《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3页，第174页。）按傅斯年的看法，正是以史料学为内容，使近代的史学区别于传统的史学：
    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致目下新闻纸。（注：《傅斯年选集》，第174页。）。这里所说的近代史学，也就是与近代科学发展逐渐趋同的历史学，而它之所以具有科学性，主要便在于其自觉地定位于史料学。所谓“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的是史料在历史学中的至上性。
    以史料为史学的唯一内容，意味着将历史的研究主要理解为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在谈到史学研究的任务时，傅斯年作了如下论述：“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科学研究中的题目是事实之汇集，因事实之研究而更产生别个题目。”（注：《傅斯年选集》第176页。）这里首先把史学的研究纳入科学之列，而其具体内容则不外乎材料的发掘、疏理。史学的研究当然离不开史料，理论的分析也应当以史料为根据，但把史学研究归结为史料的汇集，则是经验科学研究模式的普遍化。
    作为史料的汇集，史学研究的方法，主要被理解为史料的比较。在论述史学方法时，傅斯年反复地强调了这一点：“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所谓比较不同的史料，也就是对不同的历史记载加以对照，以了解事实的真相：“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注：《傅斯年选集》第192页。）这种史学方法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颇有相通之处：二重证据所涉及的，同样是不同史料之间的比较参证。不过，傅斯年以更为强化的形式突出了史料比较在史学研究中的意义，并由此对史学与实证科学作了进一步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