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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的科学化:从顾颉刚到傅斯年(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林》 杨国荣 参加讨论

从史学即史料学这一前提出发,傅斯年反对在史学研究中进行疏通和推论:
    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注:《傅斯年选集》第180-181页。)此所谓疏通和推论,主要是指理论的分析的阐释。相对于材料的考辨与整理,理论的分析总是涉及对材料的抽象和推论,并要求把握材料之间的逻辑关联。傅斯年主张对材料存而不补,固然表现了尊重事实的立场,但由此强调证而不疏,则多少将材料的整理与理论的分析视为二个不相容的序列。对理论疏通和推论的如上拒斥,无疑体现了史学科学化的意向,但其中渗入的科学观念,又明显地带有实证论的印记。
    史学的任务既然只是整理材料,而非理论的阐释,则衡量史学的进步,也主要以材料的积累和扩展为根据。傅斯年曾言简意赅地指出了这一点:“凡一种学问能扩展他的研究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注:《傅斯年选集》第177页。)与之相应,在史学研究中能否超越前人,主要便取决于是不是能发现新的材料:“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注:《傅斯年选集》第195页,第178页,第184页。)从某些方面看,史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确实与新材料的发掘相联系,然而,史学研究的进步,并非仅仅体现了新材料的发现,随着理论视野的扩展,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人们往往可以从已有的材料中读出新的内容、揭示新的意蕴。傅斯年将史料的发现和积累视为史学发展的唯一条件,似乎以经验主义的科学观限定了史学。
    事实上,傅斯年确实将经验科学理解为一种理想的范式,在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要求“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亦即将生物学、地质学这一类经验科学,视为历史学的样板,以之作为史学的努力目标。为了使史学达到科学之境,傅斯年甚而上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引入历史学:“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注:《傅斯年选集》第195页。)以史学为史料学,实质上即表现了对经验科学的某种效法:通过材料的发掘与整理以把握具体事实之真,同时也就是傅斯年所理解的地质学、生物学等科学的研究方式。
    以经验科学为样式,同样体现于对史料本身的理解。傅斯年将史料区分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二类,凡未经中间人手修改省略、转写的,是直接史料;经过修改或省略、转写的,则是间接史料。傅斯年所说的直接史料,与王国维所谓地下材料有相通之处。不过,王国维所理解的地下材料,基本上是指刻有文字的甲骨、金文等,如前所述,它固然不同于纸上的文献,但仍是一种文字记载;相形之下,傅斯年赋予直接史料以更广的内涵。除了甲骨彝鼎等刻有文字的材料之外,在傅斯年那里,直接史料还包括考古实物,如陶器、铜器、房屋及前人所制造和使用的其他器物。按傅斯年的看法,“古代的历史,多靠古物去研究,因为除古物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作为可靠的史料。”(注:《傅斯年选集》第178页,第184页。)作为实物,地下考古材料似乎更接近实证科学研究的对象;从地下的文字材料,到地下的考古实物,史学进一步在研究对象上向实证科学靠拢。
    史学研究在广义上包括思想史的研究。与史学即史料学这一基本论点一致,傅斯年对思想史的内容首先作了语言材料的理解。在他看来,“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他以西方思想史为例,对此作了具体论述:
    思想既以文化提高了,而语言之原型犹在,语言又是和思想分不开的,于是乎繁丰的抽象思想,不知不觉的受他的语言之支配,而一经自己感觉到这一层,遂为若干特殊语言的形质作玄学的解释了。(注: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质言之,哲学不过是对语言作思辨解释的产物;思想史(哲学史)可以还原为语言的演化史。与之相应,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归结为语言的分析,亦即把繁复的玄学表述,还原为简易的语言陈述。在谈到佛学典籍的解读时,傅斯年便明白地表述了这一观点:“今试读汉语翻译之佛典,自求会悟,有些语句简直莫名其妙,然而一旦做些梵文的工夫,便可以化艰深为平易,化牵强为自然,岂不是那样的思想很受那样的语言支配吗?”(注:《傅斯年选集》第72页。)依此,则思想史的难题,一旦运用语言的分析便可迎刃而解。这种看法或多或少以语言的分析取代了理论的阐释,它可以看作是强调史料整理而拒斥理论疏通这一史学观的逻辑引申。
    傅斯年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上述原则,而且力图将其贯彻于自身的研究过程。他曾撰《性命古训辩证》一书,对“性”“命”的范畴作了研究,而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论点,便是“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注:《傅斯年选集》第71页。)从外观上看,这一研究与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似乎颇有相通之处;二书均以思想史上的重要范畴为研究对象。然而,恰恰是对戴震,傅斯年在上述著作中一再提出批评,认为他“师心自用者多矣”。戴震是乾嘉考据学中的重镇,而考据学又以事实的辨析为主要内容,傅斯年本应引戴震为同道,何以反给予他如此苛评?问题的症结之一便在于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的多重性。如前所述,就其形式而言,戴震在该书中运用了类似几何学的推论系统,但全书的内容,又主要展开为一种理论的分析;正是后者,偏离了傅斯年“证而不疏”的原则,而所谓“师心自用”,也显然主要对戴震的哲学阐释而发。傅斯年肯定语言分析在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无疑有其见地。从思想史的研究看,语言分析对于准确地把握思想史上重要范畴和涵义,并深入地理解思想史的演变,确乎不可或缺。然而,由此将思想史的研究仅仅归结语言分析,则又表现了一种实证论的立场,它在某些方面接近于20世纪逻辑经验主义对哲学的理解。而就中国近代史学思想的演进而言,把思想史演进还原为语言分析,又以认同实证论的方式,从一个更为内在的方面展示了科学化的追求。
    要而言之,傅斯年以史料学限定史学,悬置史料整理、语言分析之外的理论阐释,试图以此担保史学的科学化。从理论来源看,傅斯年对史学的这种理解无疑受到了近代西方某些史学流派的影响,这里首先应当一提的是德国的兰克学派。兰克学派强调史学研究中的客观性,认为通过广泛地收集和严密地整理材料,便可以把握历史事实的真实状况,并把科学化作为史学理想的目标。傅斯年曾留学德国,对兰克学派的史学思想也甚为推重;在其史学即史料学的论点中,不难看到兰克学派的浸染。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作为中国近代史学衍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又是从顾颉刚到王国维这一思维路向的逻辑延续;顾颉刚的疑伪求真,王国维的古史实证,已从不同方面表现了实证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傅斯年则通过史学与史料关系的界定,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展示了上述演进方向。
    史学中科学化的追求当然并不限于从顾颉刚到傅斯年的演进过程,在陈寅恪,陈垣等人的史学研究中,同样或多或少可以看到类似的趋向。它对于促进史学走向近代形态,应当说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实证化和科学化为理想范式,在史学的一些具体领域,亦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然而,一味地追求实证化和科学化,也往往容易使史学停留于浅表的层面,并难以全面地把握历史过程本身。后者在20世纪20和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及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某些派别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参加论战的新生命派及托派而言,撇开其背后的政治背景,从研究方式上看,也不难注意到科学观念的影响。尽管他们的讨论已不限于史料的整理,而是试图提供一种历史的解释模式,但其中亦渗入某种科学化的思维趋向,新生命派及托派便一再标榜所谓科学的方法,并常常罗列各种并不全面的统计数据,试图通过仿效自然科学的量化方式,以取得某种科学的外观。陶希圣更明确地把“统计法”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并将其列入所谓科学的归纳法之中。(注:参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绪论》。)对科学的这种外在效法,多少使史学研究中的科学化流于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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