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之“脉”。没有这个结合，那就是教条主义，难以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毛泽东倡导了这个结合，邓小平也强调这个结合，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继领导我们党搞好这个结合。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相承的一脉。
    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之“脉”。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是继承，也是发展；从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继承，也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和发展，这也是相承的一脉，思想的相承在实践中体现为事业的相承。
    两个阶段，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两个阶段。前面一个阶段是毛泽东思想阶段，这是个开创和胜利的阶段。再一个阶段，邓小平理论这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开创和胜利的阶段。不是枝节的发展和补充，而是开创了新时期、开辟了新道路、开拓了新局面，所以强调它是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里讲的是历史决议重新界定的毛泽东思想。在历史决议做出重新界定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都被称作是“毛泽东思想”，九大党章、十大党章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主要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十一大党章高举毛泽东思想，也没有能够跳出这个窠臼。历史决议做的最重大意义的理论工作，就是把作为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区别开来，纠正过来。所以对毛泽东的全部思想和实践而言，我们必须讲继承、纠正和发展这样三重关系。
    这个“纠正”，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很关键。如果没有这个“纠正”，还是像九大、十大那样，乃至像十一大那样理解毛泽东思想，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继续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这个“纠正”，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邓小平理论，也很关键。因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错误，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契机。如果没有这个纠正，就不可能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机和困境中走出来，就不可能正确地评价和认识毛泽东思想，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历史的新时期、实践的新道路和理论的新阶段。当然，这个“纠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离开这个基础。如果离开这个基础，否定毛泽东思想，那也同样不可能从危机和困境中走出来，并且必定会陷入新的危机和困境。
    所以，对“纠正”这重关系，要如实地、恰如其分地讲清楚。既不可以夸大，夸大到否认历史的继承，否认对毛泽东思想、对我们事业的继承，夸大到把纠正错误变成“纠正”和否定社会主义，那不行；也不应该过分地淡化，淡化到否认历史的大转折和新开拓，淡化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
    讲一脉相承，除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之“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之“脉”、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之“脉”，还可以讲一个“共同语言”之“脉”。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运用于中国实际所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形成一套大家熟悉的范畴、概念、语言。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建立了这样一套共同语言，比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资产阶级分成两个部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等等，全党都熟悉了，都认同了，在共同奋斗中就认识一致、步调一致了。邓小平理论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所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共同语言来讲问题的。我们读邓小平著作，如果对毛泽东的基本著作都没有读过、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语言都不熟悉，那是读不懂、懂不透的。当然，共同语言也经历过曲折，一些错误的东西，比如“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度也变成“共同语言”。后来经过实践检验，经过拨乱反正，经过历史决议，对曾经被认为属于共同语言的东西进行一番筛选，剔除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套语言，重新界定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那三条，独创性理论那六个方面，都是今天我们全党还要运用的共同语言。毛泽东思想的这些共同语言，邓小平理论都继承下来了，当然又有新的创造，改革开放、集中力量搞现代化建设、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这些成为我们党新的共同语言。对这些共同语言，从十四大到十五大，都作了概括。总之，中国共产党内有一套共同语言，由毛泽东思想奠定的，邓小平理论用的是这样的语言，又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加以丰富和发展，增加了新的语汇。
    那么，怎么看待“邓小平理论的大部分思想在毛泽东思想里面都有了”这种“早已有之”的观点呢？这里存在不同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的确“早已有之”，但没有贯彻始终，后来发生偏离，出了乱子，经过拨乱反正，又重新确立，并在新形势下有新发展。比如实事求是，就是如此。邓小平拨“两个凡是”之乱，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用的就是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这个最光辉的语言，用这个语言，大家都能接受，并且重新唤起延安时期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那种觉醒，那种认同。但是，拨乱反正并不就是简单地回到已有的东西。总结了经历过“乱”的历史教训和没有总结“乱”的历史教训，是不一样的。我们对实事求是的理解，一方面由于总结了“乱”的教训而增加了新内容，一方面针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而增加了新内容，从正反两方面增加了新内容。黑格尔说，同样一句话，由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口中说出来和由饱经风霜的老年人口中说出来，其内部的蕴涵和份量就很不相同了。
    还有一种“早已有之”的情况，就是毛泽东著作或者谈话中的一些思想火花。新时期我们党提出一些新的思想，后来一查，这些新思想在毛泽东哪次谈话里已经有过那么一点意思。我在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十三大以后查文献，同志们发现1956年冬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在不同的场合都讲过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搞一点资本主义。文献档案中的这几段话送给了中央的同志，又介绍给学术界。并不是说因为毛泽东他们讲过这么一些话，我们党才制订现在这样的政策，即使毛泽东他们没有讲过，我们党根据实际的情况和需要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决策。但是在制定和实施这种决策的时候，知道毛泽东他们曾经有过这么一点考虑，对于启发我们的思考，统一人们的认识，还是有价值的。不过，要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公有制为主体下放开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所有制经济，如改革开放以来所提倡的那样，在毛泽东思想里都“早已有之”，那就不合乎实际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也是这样。人们注意到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过，社会主义可能要有两个阶段，一个是不发达阶段，一个是比较发达的阶段。这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的说法，从字面上一看，是一样的。毛泽东那个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的思想火花，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在毛泽东思想史上，是有它应有的地位的，与我们党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相通的。但是，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毛泽东那里早已有之， 那就不合乎实际了。 毛泽东在1959年、1960年之交讲那段话的时候，他的思想框架和前提，首先是批评苏联教科书中“彻底巩固”集体农庄的说法，认为这就是不前进了，不想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在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的影响下，当时在我国自己的实践中还在积极探讨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向基本社有过渡的部署，甚至还有预期20世纪末中国整个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的浪漫设想，可见那时的思路跟我们今天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路还有多少距离。
    所以，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两个阶段，不加分析地说早已有之、没有新意，是不符合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