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邓小平对国际局势和时代主题的这个论断就在酝酿之中，虽然没有见诸现在发表的文献中。到1984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依据邓小平的论断，党的十三大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当做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十二个理论观点之一。两大主题也就是两大主要问题、两大主要课题。
    这样来表达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或两大问题，并不是说当代已经没有任何战争，发展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但是，成为全球性、战略性问题的确实是这两个而不是别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和把握正确与否，极大地影响于我们党的国内路线和战略。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也是如此。邓小平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有了变化。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得出新的结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注：《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关于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同我们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是密切相关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世界和平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就必须努力反对以霸权主义为核心的国际旧秩序，争取建立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也就是为我们的国内建设和对外开放争取有利的环境。
    这里有三个问题，一个是当今时代主题，一个是国家外交战略，一个是历史发展趋势，三者相互联系，而讨论的范围和角度又有所不同。
    80年代末国内国际政治风波，西方七国对我实行“制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升级。这时，邓小平一方面提出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不信邪，不怕鬼，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一方面又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战略方针。面对国际国内对世界形势变化议论纷纷，邓小平指出：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这就包括当代世界主题的提法在内，虽然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他不赞成把形势看成一片漆黑，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他认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对国际形势的这些敏锐而深刻的观察和判断，指导我们党在国内国际政治风波中经受住考验，把握住机遇，坚定不移地把我们在改革开放中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事业向前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正是根据邓小平这些战略思想，党的十四大继续确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并且作出了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论断。
    党的十五大再一次确认了这些论断。
    科索沃事件和我驻南使馆被炸以后，国际形势又出现新的变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指出天下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比起过去来具有更大的进攻性、侵略性、扩张性和冒险性，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又指出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没有变，我们对国际形势的总判断没有变，十五大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这个判断仍然是站得住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再一次肯定：“世纪之交，和平和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综合国力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主导因素。”
    1999年三大斗争（科索沃我国使馆被炸，李登辉“两国论”，法轮功事件），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牵扯了我们不少精力。但有一条，中央领导思想上十分明确，就是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繁重，越是斗争尖锐，越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纲领，坚定不移地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坚定不移地朝着党的十五大确定的跨世纪发展目标前进。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不能变。
    这是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当代世界矛盾，全面审视和平力量和战争因素消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判断，正指导我们党在这“多事之秋”，头脑清醒，目标明确，敏锐地把握住世界局势大转折提供的伴随严峻挑战的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我们在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事业。
    2000年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和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在规划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阶段新任务时，中央又一次肯定：总的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时代的主题。2001年以来的许多中央文件都重申了关于时代主题的命题。
    由此可见，对于经过长期的深入的观察、分析、总结、检验而作出的关于时代、关于全局、关于战略的一些基本判断，一方面要不断敏锐地把握多种现实的变化，细心地进行理论和对策的研究，另一方面不可以有风吹草动就随意地怀疑动摇。对基本判断作出否定的评价或根本的变动，那是要有充分的根据并经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程序的。至于和平和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现在难以一致也不必一致。将来时代主题会不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变化，更是难以预测也不必预测。重要问题在把握好当代世界的主题，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来分析和判断时代主题并据以确定自己的任务、战略和策略。
    不是从当代世界主题，而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个很大的历史跨度来说，人类从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经历了几百年，社会主义从开始到全世界胜利，要经历多少年？社会主义的开始，有人主张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算起，有的主张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如果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再过一百年会是什么样子？二百年会是什么样子？三百年会是什么样子？胡绳写过一篇文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收在他最后的文集《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里面有个说法：
    “在20世纪初期的世界上，社会主义不仅是以一种思想体系，而且是以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兴起。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当一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死亡的信号已经发出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正在深入总结自己的经验。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中国咀嚼这种经验时有特别深切的体会。可以设想，在新的世纪中，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总结经验而恢复其生命力，并在再下一个世纪和更下一个世纪取得更大的胜利。人类世界如果以21、22、23三个世纪大体上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
    这个三百年社会主义全世界胜利说，表明其作者是一个很有信心的社会主义者。
    党史是一门科学，以党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学习和研究党史，必须把党性和科学性统一起来。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要的就是这种统一。党性包含相互关联的两层含义：一是党的组织纪律，即遵守决议，服从中央；一是党的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尊重实践。这两方面必须统一起来，只要不是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党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出了问题，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如果不顾党的利益，不讲党的纪律，不遵守党的历史决议，不是正确态度，就会偏离方向。同样，如果违背科学性，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党性。延安整风时，讲实事求是就是党性，讲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党性包含着尊重事实、尊重实践的思想路线。当然，党性与科学性要很好地结合起来，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