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石与原则
    建构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是为了提供一种新的可资认识、评价民国史并能够对勘历史与现实的理论工具，因此，毫无疑问，要建构的是一种评价性指标体系。如前所述，指标体系是具体指标的结构性聚合，而其结构，取决于作为其理论基石的发展观。因此，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状况的评价性指标体系，首先要确定的就是作为其基石的发展观。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贯穿着一条基本线索，即中国人对国强民富或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向往与追求，民国时期也不例外。作为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理论基石的发展观应该能够抓住这种长时段特征。由此出发，新发展观当是恰切的选择。反观历史，尽管民国时期没有、也不可能明确提出新发展观，但由于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必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全面变迁，中国人的求富逐强、救亡图存本就是一种笼统的整体性诉求，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基于新发展观而建立起来的反映社会全面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去分析和评价民国历史。更何况，历史不仅是一代又一代人主观能动地追求与奋斗的历程，更是一个客观自然过程，历史上没有明确提出新发展观并不表明以此为判准的历史就没有发展。因此，运用新发展观下的社会指标体系对历史进行分析和评价是完全合理的。新发展观凸现发展的动态性和连续性，不仅关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卫生水平等主要反映当时富裕、发达程度的具体指标，而且关注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关注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社会价值观念的递嬗以及制度创新与变迁等等，简言之，即关注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的扫除及条件的创造。在新发展观下，真正的发展必然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等的全面发展。单纯的经济增长必因制度、人口素质等其它某些方面的落后或不适应而难以长久，单纯的制度创新也同样会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支撑而难以扎根，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发展。从社会指标的涵义及新发展观出发，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建构应该遵循时代性、可行性、可比性、简约性等基本原则。
    1.时代性
    我们所要建构的指标体系是用来认识、评价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因此必须紧扣那一时代的主题，突出那些与该时期发展实际相联系的社会指标。这就要求在建构指标体系之前对民国史有一个定性的把握。诚然，建立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本是为了更准确地认识当时的社会发展，但是，以数量化为特点的指标体系的建立本身又需要以一定的定性认识为前提。换句话说，只有大致把握了民国史的基本特征，才能够建立起对应的指标体系，准确地勾画出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面貌及其时代特点。反过来，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定量化分析又必然能够导出关于民国史基本特征的更准确结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作为社会指标体系前提的定性认识构成挑战或补充。这样，定性认识与指标体系的概括既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又各自独立，共同构成了历史研究的有效途径。因此，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要以某些得到普遍认可的关于民国史的已有结论为前提。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民国时期至少有这样几个显著特点：其一，民国时期战争频仍。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财富，也造成了大量伤亡人口，对人口增长率、人口预期寿命等指标、对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及当时中国的发展主题、道路和模式构成了巨大影响。其二，中华民国不具有完全主权，也一直未能有效控制整个国家。因此，不同地域的发展目标、发展环境、发展政策、发展路径及发展成效可能都存在较大差异。忽视这种差异，就无法正确认识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其三，民国时期，即使西方国家也只是强调经济增长，并没有意识到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而中国连经济增长都成问题。因此，社会发展在民国时期首先诉求的是和平，是有家可归、有食果腹、有衣蔽体，舍此而外，就谈不上发展。有些指标现在看来是层次比较低的，但当时却可能至为根本、关乎民生。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必须凸现这类指标的位置。其四，虽然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至民国初期已历时数十年，但即使是到了民国后期，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之久，由小农经济、宗族制度、官僚政治所组成的高度一体化的农业宗法社会结构[6]（p32-36）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时应该认真审视这些特点，关注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及其障碍，关注制度创新及其社会心理环境。
    2.可行性
    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建构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若在实践上行不通，理论上再完善精致的指标体系，亦不过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因此，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既要注重理论方面的要求，也要考虑实践上的可能，要从民国时期的历史实际出发，保证各项具体指标的经验可测性。中华民国是已经逝去的历史，只能以现存史料作为建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前提。因此，在确定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及具体内容时，首先要深入了解、分析包括《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在内的有关统计史料，把握民国的计政制度和统计方法，搞清楚民国统计机构采用了哪些指标？其初衷是什么？各个指标的涵义是什么？是否有相应的统计数据？若没有统计数据，是否可以根据其它资料估算出来或者使用其它替代指标？不同年份的统计口径是否一致？各种数据是如何收集的？其可靠性如何？除官方统计外，还有哪些资料可资利用？等等（注：关于民国时期的统计资料，需另辟专文评析。本文囿于篇幅，不作详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可行性。
    3.可比性
    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是一把尺子。这把尺子应该能够测出此一历史时期中至少两个不同年份的发展水平，从而可以用作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研究的工具，分析、比较当时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该指标体系还必须具备与现代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一致性，从而使历史和现实具有可比性。因此，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时，要以当今世界尤其是当代中国有影响的指标体系为参照系，认真分析其构成、内涵及使用方式，抠出那些代表性强、能够反映人类社会发展大势的核心指标，进而确定依据民国史料能够取得数据的相应指标，以保证指标体系的大致可比性。
    4.简约性
    社会发展千头万绪、林林总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许多方面的内容，全面、详细地描述各个方面的具体情况，需要建立庞大的统计指标体系即描述性指标体系。评价性指标体系以特定的发展观为理论基石，强调各项指标的理论联系和逻辑关系，旨在描绘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概括、评价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利弊得失及内在规律。这种指标体系应简明扼要，通过少量有代表性的关键指标，提纲契领又不失精当地反映社会发展状况，而不是像统计机构的统计报表那样，指标众多，包罗万象，面面俱到。因此，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还需要在时代性、可行性、可比性的基础上讲求简约性，以尽可能少的指标达到从总体上对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状况的把握，并能够进行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