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参照系与基本框架
    社会发展是一个综合系统，包括的具体内容很多，因此各国的社会统计指标即描述性指标体系都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指标，如联合国的社会统计指标体系就有13个方面140个指标，每个指标还要进一步加以细分，最后涉及上千个数据。我国当前的社会统计指标体系也有15个大类1100多个指标。这些指标对于细致、详尽描述各个方面的具体状况是必要的，但要综合概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就显得繁琐和芜杂。因此，很多国家的研究人员和政府部门都下大力气研究如何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核心指标，建构评价性指标体系，以便对社会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简明扼要地抓住其主要特征。
    美国卫生组织提出用六个指标组成ASHA指标值，即以就业率、识字率、平均寿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四个指标的乘积除以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的乘积，得出综合指标值，用以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情况，衡量发展中国家满足基本需求的程度。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在调查了各种不同类型国家后，认为尽管社会起点不同，但会经历同样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他提出了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统一标准的10项指标。这10项指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以上；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12-15%；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5%以上；非农业劳动力比重占70%以上；识字人口比重占80%以上；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比重占10-15%；城市人口比重占50%以上；每个医生服务人口在1000人以下；平均预期寿命在70岁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这10项指标，如都达到了标准，就说明已实现了现代化[7]（p47-53）。法国提出了用11项指标组成的反映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的经济福利指标体系，包括人口、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平均寿命、成人扫盲率、人均粮食产量指数、人均摄取的热量及其占需要热量的比例、人均能源消费量等。前苏联经济学家用包括生活环境保护在内的最终社会成果来代替传统的经济增长速度进行社会发展研究，提出对每项政策至少要进行技术、经济、生态和卫生四个方面的评价，由此建立了综合的社会指标体系，包括技术经济潜力、社会发展成果（生活水平、健康状况、社会平等的实现程度、生活满足程度）、环境状况、防卫力量四方面的指标[8]（p481-484）。
    我国社会指标研究专家也建立了现代中国的社会综合评价指标，由经济、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四个类别构成，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非农业劳动者比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中学生占适龄人口比重、大学生占适龄人口比重、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每一医生服务人口、人均摄取热量、通货膨胀率、人均能源消费量等16项具体指标，用以对中国及世界上其它国家进行综合定量评价，从中找出中国的相对位次和薄弱环节[9]（p10-12）。同时，针对当前国内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有些学者还专门建构指标体系分析、评价各省的社会发展状况。如朱庆芳提出的包括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秩序五大类的46项指标，王地宁、唐钧的人口结构与素质、基本生活需求、精神文化需求、社会安全需求、经济效益与劳动效率等五大类42项指标[10]（p151-166），宋林飞的人力资源、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生活质量、城市化、社会稳定等六大类30项指标[4]（p22-27）。
    可见，各国社会指标体系涉及的范围都很广泛，不仅包括经济、社会、还包括社会参与、文化、教育等，体现了整体性发展的价值取向；与此同时，又都比较简约，力图用为数不多的关键性指标抓住社会发展的概貌。以这些指标体系为参照，不仅有利于寻找到便于进行地区间、国际间横向比较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纵向比较的具体指标，提高指标体系的可比性；而且有利于发现真正有代表性的社会指标，提高指标体系的简约性。由此，在新发展观指导下，根据民国时期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从经济状况与物质生活、社会关系与群体生活、文化教育与心理状况等三个方面建构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以期全面把握当时的发展水平，并与世界各国及当代中国的发展状况相参照。
    社会发展最终是为了人，而人首先必须能够生存，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生活物品。因此，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1]（p32）。因此，经济状况与物质生活方面的指标应该是反映迄今为止的任何社会任何阶段的发展状况的基础性指标。对于民国时期来说，由于社会正处于结构转型期，商品经济与民族工业都有一定发展，工业化正在起步，由于经济增长与强权政治是世界范围内的主旋律，所以，这类指标对于衡量那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民国时期的经济状况与物质生活尽管不似现在发达与富裕，但也涉及很多部门，如农业、工业、交通等，都需要相应的指标去量度。根据民国时期的统计体例，可以将这方面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概括为3类：经济指标、城市化指标、交通指标（注：城市生活代表着不同于农村的物质生活方式，同时显然也是一种不同于农村的人际交往方式以及文化生活方式。同样，交通指标不仅反映物质生活水平，也体现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式和质量。这里主要将它们作为经济状况与物质生活水平的尺度，只是相对的划分。因为，归根结底，社会发展是系统性的发展，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都是互相关联的，其基本框架和类别划分只是为了分析与运用上的方便。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关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框架安排和类别划分都是相对的，乃出于理论建构上的需要。）。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p18）。从一产生时，人的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活动就是群体性活动，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任何个人都必须与他人结成一定的交往关系，脱离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人也就不成其为人。因此，人们的社会关系与群体生活也就构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社会发展程度必然通过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量与质表现出来，通过人与人结成特定社会关系参与社会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表现出来[5]（p175-177）。社会关系与群体生活方面的发展涉及人口、家庭、社区以至整个社会结构和秩序，大体可以概括为3类：人口与社会保障指标、家庭与妇女发展指标、社会组织与公共秩序指标。
    社会发展是一个客观自然过程，同时也是人们主观感受和参与的过程；不仅是外在于人的物质生产、社会结构变迁及制度创新过程，同时也是社会成员的心理嬗变过程和个人现代性的增长过程（注：英克尔斯等人经过细致调查和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贫穷和落后不仅是物质财富和制度方面的，而且更是一种社会心理状态。没有个人心理的现代转型，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参阅英克尔斯等著：《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人的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因此，社会发展还包括一个重要方面，即人的文化教育与心理状况，用以表明人的现代性与精神生活质量，表明人对生活的意识能力和觉悟水平，表明人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理解能力、创造能力和超越潜力。只有包含这方面内容在内的发展才是人的灵肉相济的发展，才是对全面社会发展的真切把握。文化教育与心理状况方面的指标首先包括新闻出版指标和教育指标。此外，由于社会成员的心理变迁和个人现代性的增长涉及人的内在的观念，其测量明显不同于物质生活与群体生活，除运用上述客观指标外，还需要同时使用主观指标。新闻出版和教育类客观指标的变化（如报纸发行量的增加），只有联系相应的主观指标（如人们对待报纸的态度），才能予以更有把握的解释。物质生活与群体生活方面的变迁也只有结合心理状况方面的主观指标，才能得出更可靠的结论。譬如，工厂工人的增多反映了工业化的推进，但如果当时人们对这种数量增加持否定性情感与认识，认为进厂务工即意味着背井离乡，给人无归依感，进而排斥工厂生活，则可以断言，工业化进程会因为社会成员观念的落后而遭遇较大的社会阻力；反之，若当时人们对这种数量增加持肯定性情感与认识，把离土离乡、进厂务工看作更令人满意、更有前途的生活方式，那么工业化进程就具有较好的民众心理基础，会比较顺利。因此，文化教育与心理状况方面包括3类指标，即除新闻出版和教育两类客观指标外，还有价值观类主观指标。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指标体系的测量效度，以便更好地接近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