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在代表团临行前，联共（布）中央通过了“给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指示对了解苏联领导人在最后时刻的立场、想法和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指示全文如下：
    “按照已批准的指示，代表团在会上应按下列方式行事：
    1.不要对会议主题表现出积极性。
    2.就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除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我们还要力争同像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预先达成它们支持苏联对该问题建议的约定。
    代表团还要搞清楚同上述代表团就它们支持苏联代表团提出有关结束外国军队占领日本和外国撤退以及不允许任何外国在日本领土上驻扎军队的建议达成约定的可能性。
    搞清楚同上述国家以及菲律宾代表团就它们支持苏联有关向日本索赔的建议达成约定的可能性，但是不必泄漏我们在这方面的打算。
    在上述情况下，还要注意到让上述某个代表团提出苏联将予以支持的有关建议的可能性。
    3.如果会上反对讨论我们的修正案或者予以否定，并且如果提议实际上不经讨论就签署条约，那么代表团就应发表声明，拒绝讨论我们的修正案和拒绝讨论任何其他国家就对日和约提出的修正或建议，就是破坏召开国际会议时普遍适用的基本的民主原则。这种拒绝无非就是试图以强制的方式把美英的对日和约草案强加给具有平等权利的与会国。苏联代表团就不应参加条约的签署。
    4.在讨论苏联提出的建议时，代表团应当主要注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和讨论对下列问题的修正：领土问题；和约签署和外国军队从日本领土上撤出后其占领的结束；禁止外国军队在日本领土上驻扎和拥有军事基地；禁止日本参加联盟或军事同盟；实现日本民主化和非军国主义化；关于日本经济和对外联系的自由发展。
    5.如果其他亚洲和欧洲的代表团没有提出对美英对日和约草案进行逐条表决或总体表决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就不应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其他代表团提出这一建议，我们就支持。
    6.授权代表团在退出会议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要批评美英对日和约草案，解释苏联在对日和约问题上的立场，详细阐述我们对美英和约草案的主要修正。”（注：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维辛斯基，目录24，卷宗32，案卷370，第3部分，页码135-137，转引自斯拉温斯基《1951年旧金山对日媾和与苏联外交》，第97-98页。）
    这是继上次的专门决议后，联共（布）中央在短短的10天里就对日和会问题第二次所发布的指示。从会议程序、争取其他代表团支持、讨论修正问题到退场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揭露美国，指示都规定了如何行事和如何应对的策略和方法。从中可以看出：代表团启程前是肩负两项任务和作了一种准备的。两项任务是：其一，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和会，其二，对美英草案进行修正。一种准备是：如果会议拒绝讨论或者否定苏联的修正案并且不经讨论就签署和约，那么，苏联代表团就将拒签和约。值得注意的是，在联共（布）中央的六条指示中，其中有关邀请中国与会的问题就占了两条。可见，中国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确实是得到苏联大力支持的。
    1951年9月4日，对日和会在旧金山开幕。苏联代表团团长葛罗米柯要求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可是支持苏联这一动议的只有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个国家。按照事先的指示，葛罗米柯要求对美英草案进行修正。但是，美国代表艾奇逊以不符合会议议程为由，阻止了对苏联提议的讨论。9月8日，当48个国家在对日和约上签字时，苏联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宣布拒签。随后，葛罗米柯举行记者招待会，愤怒谴责和约是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之间的一宗单独的交易。他认为，这项和约不可能成为远东真正和平进程的基础（注：《日本问题文件和材料集（1951-1954年）》（СборникдокументовиматериаловпоЯпонии。1951-1954гг。），莫斯科1954年版，第24-31页。）。
    条约就中国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第一，中国始终被排除于对日媾和之外；第二，不让中国参加和会；第三，和约只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却未明确规定把它们归还中国。似乎是对和会最后的结局早已有所预料，中国在和会结束之前就已经准备好关于和约的声明。9月7日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约见贾丕才，请他把中国政府关于对日和约的声明文本转交莫斯科（注：参见贾丕才《在各个不同的类似岗位上：一个外交官的回忆》，第130页。）。中国政府的声明于9月18日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在旧金山会议中强制签订的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对日单独和约，不仅不是全面和约，而且完全不是真正的和约”。声明重申，旧金山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注：参见《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50-1953年）》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62页。）。
    由于苏联抵制和拒签和约，使得苏联在战时所占的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没有从法律上获得国际承认并产生了与日本的领土争端问题。几十年来，有关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得失和斯大林拒签和约的原因，一直是国外学术界探讨和争论的对象。
    齐赫文斯基反对国外和俄罗斯一些学者关于斯大林拒签旧金山对日和约是一个粗暴错误的观点，他认为，这些作者忽视了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局势。他指出，在准备和进行旧金山和会时，国际局势是极其紧张的。在这样的形势下，不考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而由苏联单方面签署对日和约，那是完全不可能的。笔者以为，他的这番话是有道理的。但他认为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旧金山和会是苏联拒签的主要原因（注：参见齐赫文斯基《俄国与日本：注定要成为睦邻》，第53页。），却似乎简单化了些。为何中国不参加和会苏联就拒签呢？难道斯大林真的愿意为了维护中国利益而付出所占领土得不到国际承认的代价并且丧失苏联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的机会？笔者以为，在探究苏联抵制和拒签和约的原因时，一定要把这一问题同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特别是斯大林对战争的考虑和策略以及当时美苏在欧洲的冷战联系起来考察。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对日媾和的进程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开始加速的。不惟如此，朝鲜战场上的变化甚至直接影响了有关当事国对媾和的考虑和立场。1951年4月下旬至6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第五次战役。战役的目的是要集中优势兵力，力求在三八线以北歼灭敌人几个师，得手后再向敌纵深发展。但是由于战役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后勤保障薄弱以及敌我装备悬殊等，整个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战役第一、第二阶段，均因粮弹供应不及而停止进攻，不仅丧失了歼敌良机，而且迫使部队忍饥后撤，同时在后撤转移中因组织计划不周，严重影响了战局的发展（注：参见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74-75、86-87页。）。朝鲜战场局势的变化使斯大林对能否取得战争预期的目标产生了动摇，因而产生了与美国进行停战谈判的想法。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是斯大林在与美国冷战时恪守的基本原则。而此时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恰恰使斯大林对战争的升级，进而有可能使苏联卷入战争感到忧虑。所以斯大林当时的策略就是一方面抵制和拒签和约，另一方面则要促成朝鲜停战谈判。抵制和拒签和约，既是与美国的对抗和较量，又可履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所作的共同缔结对日和约的承诺，加强中苏同盟关系和中苏两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合作，并在停战谈判问题上与中国达成一致意见。
    1951年5月2日，也就是中国志愿军发起的第五次战役还未结束时，斯大林就指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同美国代表接触。马立克告诉美国代表，有许多问题包括朝鲜战争问题，两国政府是能够而且应当解决的。5月31日，马立克与乔治·凯南进行秘密接触（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404、483-485页。）。6月13日，斯大林在同来访的高岗和金日成的会谈中就停战谈判事宜进行了商讨。当天，斯大林在致毛泽东的电文中说，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广播发言中暗示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是可能的。6月29日，美军司令李奇微在广播讲话中建议交战双方开始进行停火谈判。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举行。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边谈边打的局面。
    而对日媾和的最后阶段的工作正是在朝鲜战争微妙的局势下展开的。斯大林面临的选择几乎是惟一的：拒签。这不仅是因为和约没有规定把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转交苏联，更是因为如果苏联在和约上签字，将严重损害中苏同盟关系。道理很简单，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时，如果斯大林违背两国共同缔结对日和约的承诺，签署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和约，斯大林将不仅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威信扫地，而且将有丧失朝鲜战场上中国方面战与和的主动权之虞。抗美援朝就其实质而言，是抗美、援朝、助苏。进而言之，如果我们撇开朝鲜兄弟不说，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乃是为自己、为苏联兼而有之。为自己就是保家卫国；为苏联就是因对苏“一边倒”而服从苏联与美国冷战的需要。朝鲜战争是美苏两国在欧洲的争夺和对抗在朝鲜半岛的延伸和折射，是美苏之间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冷战。当斯大林成功地把中国推上反美第一线--朝鲜战场时，他实际上就对中国背上了道义上的债务。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能在和约上签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