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在冷战中处于颓势也是一个应当考虑的因素。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进一步增强同美国进行全球冷战的力量，斯大林曾经打算要扩大共产党情报局的职能并设立情报局总书记职务，以进一步统一情报局各党各国的行动。但是由于各党反应冷淡，特别是被斯大林选来担任拟议中的情报局总书记职务的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的拒绝和抵制，使斯大林的这一努力最终失败（注：参见拙文《50年代初期斯大林建立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努力及其失败》，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3期。）。在美苏冷战正在炽热进行的时候，在联共（布）和苏联与欧洲各兄弟党和东欧国家关系不顺的时候，远东的中共和中国作为盟友当然是弥足珍贵的。而且，苏南冲突的情景对于斯大林来说是记忆犹新的。毛泽东倔强的个性，斯大林在1950年与他会谈时也是领教过的。值此朝鲜战争正在进行之际，在媾和问题上得罪中国这样一个重要的盟国对于苏联来说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恐怕斯大林是不得不考虑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斯大林抵制和拒签对日和约的主要原因，乃是苏联在中苏同盟条约中所作的与中国共同缔结对日和约的承诺在国际紧张局势下的不可违逆性。在美苏冷战和朝鲜战争的条件下，承担了共同缔结对日和约义务的苏联如果签署和约，那就会冒严重损害中苏同盟关系和破坏两国在朝鲜战争中合作的风险。除此之外，抵制和拒签和约的原因还有：和约没有明确规定把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转交苏联，它使苏联对这些领土的占领无法获得国际承认；和约允许外国军队在缔约后通过双边或多边协定驻留日本，这在斯大林看来是对苏联安全的极大威胁；从占领和管理日本到最后与日本媾和，美国始终处于垄断性的主导地位，而苏联提出的诸多要求（从调配驻日盟军的苏军统帅、占领北海道北半部、扩大苏联在管理日本方面的作用到反对外国军队驻扎日本等）却一一化为泡影。这一切不仅极大地刺伤了斯大林的大国自尊心，而且加深了斯大林对美国的敌意和仇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