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12日， 越南革命同盟会新近组设的“行动总队”进入越境后，为了加强对越南工作的指导，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向军委会建议召开“越南革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建议遭到以吴铁城为首的中央党部系统的反对，其理由为：
    一、越南党派复杂，我国应促其团结力量，集中意志，以获得解放与独立，现时召开代表大会有无把握达到此目的，抑将使彼等更趋分裂，此应注意者一。二、在我国各革命团体力量均有限，真正之革命力量在越南国内，故应避免以导演方式在外面制造，促成彼等自相斗争，此应注意者。三、中法为盟国，法国已遴于五强之列，中法关系应慎重，故援助越南革命不能太露痕迹，此应注意者。四、以上各点，如会商结果，认为有举行代表大会之必要者，我国应努力劝请越南国民党参加。（注：张寿贤上呈吴铁城报告，1945年6月18日。）
    军委会根据中央党部的意见回复张发奎，请其注意如因代表大会之召开而引起纠纷，不如暂缓举行。张发奎对军委会提出的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一、查越南党派大约有三，即以革命同盟会为中心之国民党系，及左倾之独立同盟系，与保皇之大越党系。自去年3月海外会议后， 经团结一致，今召开一次全会，只有团结，不致分裂。 二、 现中越籍干部500余人，分途入越……沿边府州官民团体，均纷纷向我输诚。 兹拟在该占领区建立根据地形成根据地，形成重点，大会即在该地区内举行。三、关于中法邦交向遵守中枢指示办理。现越军已在越境滋长成大，大会又在越境内进行。且以驱倭解放为号召，似不致影响中法邦交。（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致中央党部秘书处电，1945年8月4日。）
    张发奎虽尽力争取，“越南革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终未能召开。
    当中国内部为是否召开“越南革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争论不休，越南国民党为争取中国的援助而滞留不归，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其他领导人，如张佩公、陈豹、农经猷等因受经济困难而逗留贵阳时（注：1945年6月份越南敌情月报。）， 越南人民已在以越南共产党为核心的越盟的领导下发动“八月革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中方援越态度之所以由积极转趋消极，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其一，受严继组被捕一案的影响。“严案”暴露了越南国民党自身的缺陷，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对其扶植对象的实力产生了怀疑。吴铁城令其手下切实研究越南国民党领导力量究竟有多大。（注：吴铁城致张寿贤函，1944年10月7日，特011／1·39。）秘书张寿贤经研究后， 得出结论认为：“在越南国民党本身，似亦有矛盾存在，如党名原为越南国民党，在华活动则系以海外执行部出面，现又拟成立青年革命行动委员会，如武鸿卿、严继组能切实掌握国民党，国民党又确属健全者，似不必多立名目，时时变更”（注：张寿贤上呈吴铁城报告，1944年10月21日，特011／1·39。）。
    其二，出于防共的需要。1944年9月，胡志明回越后， 越南共产党的活动“顿告活跃”（注：邢森洲、王之五情报，1944年9月25 日至10月1日越南各方动态。），并逐渐“蔓延全越”。 越共与中国国民党虽有抗日的共同目标，但由于两党所坚持的政治理念水火不容，矛盾和摩擦日益增多。第二方面军外事处副处长萧文为此特向越共联络员黎松山提出警告。（注：邢森洲、王之五情报，1944年7月9日至15日越南各方动态。）中国国民党支持越南民族独立，但越南独立运动各党派中最有实力的却是“越南共产党”，处此矛盾之中，中国国民党援越态度变得暧昧起来。中央党部系统方面具体操作援越工作的邢森洲充满顾虑地指出：“……现越共势力蔓延全越，彼以苏联为背景，与我党主义国策相违背，虽能联络运用，不但于吾人不利，彼竟将利用吾人为跳板，阴贮实力，异日倒戈相向。是故目下协助越南革命，一面树法为敌，一面受共利用，不得微利徒遭大害耳。”（注：邢森洲：“越泰办事处三十四年度工作计划书”。）
    其三，受美国态度的影响。1943年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主张将战后越南置于国际托管之下。这一主张得到斯大林和蒋介石的支持。英国由于与法国同样在远东享有巨大利益，坚决反对罗斯福的主张。大会最后决定越南问题的解决是“战后的事”。 （注：Foreign Rel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and Tehran, 1943, p485.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Office. Washington, 1961.）到1944年底，客观形势发生变化， 法国的解放和临时政府的建立逐渐加强了法国的实力。戴高乐执掌政权以后，法国政府一再申明不愿放弃越南的政治权，并已着手组织远征军，准备东来。（注：邢森洲：“越泰办事处三十四年度工作计划书”。）美国从战后欧洲的政局和自身战略利益角度考虑，决定在殖民地问题上向英、法等盟国成员让步。1944年10月24日，美国宣布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罗斯福在1945年3月15日的讲话中同意法国恢复殖民统治， 但是同时指出，法国负有“托管国的责任……并且规定独立是最终目标”。（注：加里·R·赫斯：《美国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入江昭、 孔华润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184页。）
    战时的中国外交基本上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反对法国战后恢复在越南殖民统治的态度妥协后，中国政府对法的态度也相应改变。1944年10月10日，蒋介石秘密接见了法国临时政府代表贝志高将军，表示愿意帮助法国恢复在越南的殖民统治。（注：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8至96页。）10月23日，中国政府正式承认法国临时政府。（注：Vietnam and China,p98.）
    其四，法越当局对华态度的转变也是促使中国政府调整对越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1944年8月，盟军解放巴黎，推翻维琪政府后， 日本与法越当局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法越当局在日本和越盟的双重压力下，对中国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由“挟敌自重”、“傲慢无礼”转变为请求援助。（注：萧文，“越南情况判断”，1946年10月。）为了使法国在战后对越南问题仍有发言权，越督德古及法国驻越陆军总司令爱梅还曾多次向中国外交部及第四战区长官部提出相当具体且于中国有利之建议，如：承认中国在越南有种种之特权，华侨在越南有特殊之地位；法国愿以其人力技术复修滇越、桂越两铁路，供中国自由使用，中国人民货物得以自由出入，由中国在海防设立海关，自行征税，等等。（注：萧文，“越南情况判断”，1946年10月。）
    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援越政策由秘密收容逐渐过渡到半公开扶植，由应急性的援助过渡到公开的、有组织的援助。但因受对法关系、中国援越机构之间的意见分歧，以及越南革命同盟会内部纷争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援越工作的实际成效并不显著。中国国民党对越南独立运动虽然深表同情，但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援越的最高原则。随着抗战后期法国地位的回升，并表示愿意牺牲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以换取中方对法国战后重返越南的支持，中国在援越的问题上开始动摇，援越态度也随之发生转变，由积极转趋消极，由公开转趋半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