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陈济棠认定“建设之进行，既赖优美多数之人才，尤需充足之财力”（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38页。），搞好广东建设先要解决人才与钱财两大问题。他在谈到人才对于建设的重要性时指出：“国家之所以兴，本乎人才”（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34、354页。），“人的问题实为政治问题的前驱”，“要建设三民主义的政治，便须集中人才”，“发展农村经济，尤其要有相当的人才”，（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00页。）“没有忠诚的人才相助，终久也是归于失败”（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40、343页。）。陈济棠在人才问题上不怕花钱，他解决广东建设所需人才的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是“用人”--他主张搞建设须先罗致及训练所需要之人才，尤其要注意“优待及重用科技人才”，（注：罗明燏：《我所认识的陈济棠将军》，《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2页。）“务使人尽其才”（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337页。）；二是“育人”--他“很尊重知识，重视教育”，“对发展教育事业不遗余力……为社会作育人才”。（注：罗明燏：《我所认识的陈济棠将军》，《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陈济棠清醒的认识到“财”为庶政之母，“全省财政窘枯”问题实为过去政治“百病之泉源”；（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33页。）“有一分财，即为地方办一分事”，倘若“财政不足以应建设之需求，则建设之进步自必因而迟缓”。（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35、138页。）为解决广东每年所需的数百万元乃至千余万元之建设资金问题，陈亲自参掌财务要政，并先后采取了大力引进侨资、实行税捐承投、改革税制与开征各种新税、整顿与发行纸币、推销公债券与金库券、举借银行债务、武装走私白糖与化肥，及实施“机器借款”及“以厂养厂”计划、严惩贪官污吏、控制军政费用开支、财政完全公开等一系列整顿财经、开源节流、涓滴归公的得力措施，从而保证了全省30年代头几年的建设投资额及其在每个年度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皆逐年不断有大幅度地增长。（注：据《广东统计汇刊》的统计可知，1931～1935年间，广东各年度建设资金的投资数及其所占该年度财政支出的比例，依次分别为：304.1545万元，占5.4%；462.0554万元，占7.3%；775.2910万元，占17%；1146.2056万元，占17.5%；1855.1771万元，占27.2%。转引自钟卓安：《陈济棠》，广东省地图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最后，陈济棠认为进行广东的建设要官民通力协作，群策群力实干，努力追求建设工作的实效。他指出：“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建设，都要凭着人民与政府合作，才能破除障碍，以求成功”，“三年计划体大事繁，必须人民与政府通力合作，才能有成”。（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20、232页。）为调动官员两者的建设积极性，陈一方面要求所有的官吏都要革除“因循、敷衍、伪冒、贪黩诸恶习”，“认清本身的地位系为人民服务”，“振奋精神，尽力做去”，并与公务员、参议员及党员等一起“以唤起民众辅助建设为责任，使到人民与政府的合作进步”；（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351、206、254、220～221页。）另一方面，他又“时时存着恤民之心”，力主“废除苛税杂捐……以苏民困”，省政府在不到3年时间里“取消的苛税，属于省库方面的约120多种，年纳约620余万元，属于县市地方的约150余种”（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01、289页。），以此来换取广大民众对建设计划的支持。陈济棠为人“质朴而轻文饰，做事惟求实际”（注：陈济棠：《敬告民众书》，《广东党务》1929年第8期。），一向讲求施政的实效。他多次强调：我们要“就现在的环境埋头做去，做一件事便求一件事的实效”，“要知我们办理经济事业，并不是要来装幌子”。（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344～345页。）他要求各级政府与全体官吏“应期行一事，即收一效”，“举凡教育、自治、交通、农林、财政，以至一切建设，莫不以切求实效为准的”。（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352、350页。）综前所述可知，陈济棠极为重视广东的建设事业，在治粤的实践中提出了建设近代化广东的一套设想--他强调政治改革与经济建设并重，乡村建设与城市建设并进，商业经济与工农业经济齐步发展，并认为建设要有人才与钱财做支撑，应切实讲求建设工作效率等。这些思想既包含有如何搞好广东建设的灼见，又体现了其爱乡爱国的精神。他的建设思想曾指导广东30年代的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其中有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陈济棠主持制定与实施的建设计划
    陈济棠在总结以往施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建设新广东一定要有全省统筹兼顾的建设规划。他指出：以往广东“庶政之推行，往往朝令而夕改……政府之计划不定，固不足于坚人民之信仰，且朝令夕改之故，以前所努力其结果乃等于零，此中损失不知其几何也。……今后政治设施非先定一种统一的具体的计划不可。”（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33～134页。）为此，陈济棠于1932年冬主持制定出《广东三年施政计划》，两年后又拟定出《救济广东农村计划》，皆交由省政府组织实施。他在论及进行广东建设的必要性及目标时说：“国民革命事业，策源于百粤”（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37页。），广东“在过去的革命运动中，人民献其生命财力以效忠于党国的，不知凡几”，今天“颁布三年施政计划，实行建设”，就是要“补救从前的损失，切合人民需要，增进人民的利益，来报偿我们三千万同胞为革命而抵受的牺牲和对革命所贡献的劳绩”；（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31页。）“三年施政计划的唯一目的，是要做成三民主义的新广东”（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56页。）。
    按照陈济棠的安排，建设广东的三年施政计划从1933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三个年度计划进行的新项和续项分别是74项、49项和30项，三年共计153项。根据其“把原有的整理，把未有的建设”这一原则思路，（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83页。）这些项目可分为同时并进的“整理”和“建设”两大方面，其中整理的内容为32项，占计划的21%，建设的内容为121项，占计划的79%。（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41～142页。）可见“建设”是施政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