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陈济棠认定“建设之进行,既赖优美多数之人才,尤需充足之财力”(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38页。),搞好广东建设先要解决人才与钱财两大问题。他在谈到人才对于建设的重要性时指出:“国家之所以兴,本乎人才”(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34、354页。),“人的问题实为政治问题的前驱”,“要建设三民主义的政治,便须集中人才”,“发展农村经济,尤其要有相当的人才”,(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00页。)“没有忠诚的人才相助,终久也是归于失败”(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40、343页。)。陈济棠在人才问题上不怕花钱,他解决广东建设所需人才的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是“用人”--他主张搞建设须先罗致及训练所需要之人才,尤其要注意“优待及重用科技人才”,(注:罗明燏:《我所认识的陈济棠将军》,《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2页。)“务使人尽其才”(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337页。);二是“育人”--他“很尊重知识,重视教育”,“对发展教育事业不遗余力……为社会作育人才”。(注:罗明燏:《我所认识的陈济棠将军》,《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陈济棠清醒的认识到“财”为庶政之母,“全省财政窘枯”问题实为过去政治“百病之泉源”;(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33页。)“有一分财,即为地方办一分事”,倘若“财政不足以应建设之需求,则建设之进步自必因而迟缓”。(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35、138页。)为解决广东每年所需的数百万元乃至千余万元之建设资金问题,陈亲自参掌财务要政,并先后采取了大力引进侨资、实行税捐承投、改革税制与开征各种新税、整顿与发行纸币、推销公债券与金库券、举借银行债务、武装走私白糖与化肥,及实施“机器借款”及“以厂养厂”计划、严惩贪官污吏、控制军政费用开支、财政完全公开等一系列整顿财经、开源节流、涓滴归公的得力措施,从而保证了全省30年代头几年的建设投资额及其在每个年度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皆逐年不断有大幅度地增长。(注:据《广东统计汇刊》的统计可知,1931~1935年间,广东各年度建设资金的投资数及其所占该年度财政支出的比例,依次分别为:304.1545万元,占5.4%;462.0554万元,占7.3%;775.2910万元,占17%;1146.2056万元,占17.5%;1855.1771万元,占27.2%。转引自钟卓安:《陈济棠》,广东省地图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最后,陈济棠认为进行广东的建设要官民通力协作,群策群力实干,努力追求建设工作的实效。他指出:“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建设,都要凭着人民与政府合作,才能破除障碍,以求成功”,“三年计划体大事繁,必须人民与政府通力合作,才能有成”。(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20、232页。)为调动官员两者的建设积极性,陈一方面要求所有的官吏都要革除“因循、敷衍、伪冒、贪黩诸恶习”,“认清本身的地位系为人民服务”,“振奋精神,尽力做去”,并与公务员、参议员及党员等一起“以唤起民众辅助建设为责任,使到人民与政府的合作进步”;(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351、206、254、220~221页。)另一方面,他又“时时存着恤民之心”,力主“废除苛税杂捐……以苏民困”,省政府在不到3年时间里“取消的苛税,属于省库方面的约120多种,年纳约620余万元,属于县市地方的约150余种”(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01、289页。),以此来换取广大民众对建设计划的支持。陈济棠为人“质朴而轻文饰,做事惟求实际”(注:陈济棠:《敬告民众书》,《广东党务》1929年第8期。),一向讲求施政的实效。他多次强调:我们要“就现在的环境埋头做去,做一件事便求一件事的实效”,“要知我们办理经济事业,并不是要来装幌子”。(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344~345页。)他要求各级政府与全体官吏“应期行一事,即收一效”,“举凡教育、自治、交通、农林、财政,以至一切建设,莫不以切求实效为准的”。(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352、350页。)综前所述可知,陈济棠极为重视广东的建设事业,在治粤的实践中提出了建设近代化广东的一套设想--他强调政治改革与经济建设并重,乡村建设与城市建设并进,商业经济与工农业经济齐步发展,并认为建设要有人才与钱财做支撑,应切实讲求建设工作效率等。这些思想既包含有如何搞好广东建设的灼见,又体现了其爱乡爱国的精神。他的建设思想曾指导广东30年代的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其中有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陈济棠主持制定与实施的建设计划 陈济棠在总结以往施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建设新广东一定要有全省统筹兼顾的建设规划。他指出:以往广东“庶政之推行,往往朝令而夕改……政府之计划不定,固不足于坚人民之信仰,且朝令夕改之故,以前所努力其结果乃等于零,此中损失不知其几何也。……今后政治设施非先定一种统一的具体的计划不可。”(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33~134页。)为此,陈济棠于1932年冬主持制定出《广东三年施政计划》,两年后又拟定出《救济广东农村计划》,皆交由省政府组织实施。他在论及进行广东建设的必要性及目标时说:“国民革命事业,策源于百粤”(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37页。),广东“在过去的革命运动中,人民献其生命财力以效忠于党国的,不知凡几”,今天“颁布三年施政计划,实行建设”,就是要“补救从前的损失,切合人民需要,增进人民的利益,来报偿我们三千万同胞为革命而抵受的牺牲和对革命所贡献的劳绩”;(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31页。)“三年施政计划的唯一目的,是要做成三民主义的新广东”(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56页。)。 按照陈济棠的安排,建设广东的三年施政计划从1933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三个年度计划进行的新项和续项分别是74项、49项和30项,三年共计153项。根据其“把原有的整理,把未有的建设”这一原则思路,(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83页。)这些项目可分为同时并进的“整理”和“建设”两大方面,其中整理的内容为32项,占计划的21%,建设的内容为121项,占计划的79%。(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41~142页。)可见“建设”是施政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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