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立体交通与通讯网络初步形成1934年8月省长林云陔在谈到公路建设时说：“本省的公路，分为省道、县道、乡道数种……总计全省公路的里数共有35759里，现时已完成的达26410里，通车者计有16278里，其余经计划定而未修筑者只有9340里，亦已分别督筑，希望予最短时间把全省的公路完成。”（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91页。）当时广东的公路总长与密度皆居全国第一位。全省94个县除南澳外都通了公路，各县市的公路网四通八达。在铁路建设方面，省府除于1936年完成了粤汉铁路南段之建筑外，又拟筹建广汕、江钦、粤黔等线路，并加强了对广九、广三、新宁各路的督理，以保持其良好的运营效益。为整顿发展内河航运业，省府于1932年设立了广东港务管理局，着手订定航政法规及筹设航海讲习所，使原本发达的水上运输又有新的起色：1935年各江河航线长约3150公里，同年进出广州港的商船为25973艘，计载重1643.8万吨，比1932年分别增加8695艘和200多万吨。（注：转见钟卓安：《陈济棠》，广东地图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为开创广东的航空事业，省府于1932年冬集资100万元，与广西合资在广州成立了西南航空公司。该公司拥有8架客机，国内的航班可达梧州、桂林、南宁、龙州、柳州、海口，国际航班可达越南河内。在通讯建设方面，省府建有广州无线电话总台及汕头无线电话分台，且于1933年底设立广东长途电话管理处，统一管理通讯事宜，先后扩充、开通了广韶线、广惠线及西江线、南路线，使电话通讯普及到90个县；到1934年夏省内长途电话的里程已达16500公里以上。经过几年努力，广东初步形成了以公路运输为主、水路运输为次、铁路与航空运输为辅的立体交通网，通讯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5.农林渔副业全面发展，“粮荒”问题基本缓解广东长期严重缺粮，二三十年代时每年外米输入“竟达1000余万担，价值在一万万元以上”（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92页。）。陈济棠认定中国以农立国，特别致力于发展农林渔副各业。为实现“粮食生产之增加，最低限度须达到足以自给”（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41～142页。）这一目标，他的政府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保障与改善农民生活的举措，如取消270多种苛厘税捐、设立全省合作事业委员会指导各县组织合作社277处、鼓励各县设立农村借贷银行、有步骤地推行地方自治、计划改善佃耕制和实行二五减租等，（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89、233、345、285页。）从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省府又拨出专款500万元，用于大力救济与扶持农林渔副业的发展。省府发展农业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开垦荒地49.6万亩，扩大了耕地面积；二是变水灾为水利，先后在东莞、博罗、新兴、高要、高明等县修筑水闸、基围10多处，并设立东江水源林区与防沙区，扩大农田灌溉面积55万余亩，做到抗旱防涝保丰收；三是推广良种，指导各县农民广种东莞白、中山一号及竹粘等良种，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四是指导农民使用新式农具、科学施肥和防治作物病虫害及禽畜瘟疫，以提高生产效率，确保增产增收。在发展林业方面，政府先后在潮安、南华、罗浮、鼎湖、汕头各处设立模范林场以资提倡，并分别颁订强制造林、林业促进、造林奖励种种法规，劝勉人民从事林业；1931～1934年间，24个省县属林场共造林5.3万余亩，各县人民自发造林49.6万多亩，全省扩大绿化面积近55万亩。（注：钟卓安：《陈济棠》，广东地图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在振兴渔业方面，政府以“保护、扶助、奖励、改良四项”作为建设沿海13个渔区的准则，先后开展了“筹筑渔业港，设立渔市场、渔业制造所、渔业合作社、渔民低利借贷所”等项工作，（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93页。）从而促进了广东海洋捕捞业的发展。在扶持副业方面，省府大力鼓励农民发展家庭与淡水养殖业，奖掖农民种植蚕桑、甘蔗、果树及蔬菜等经济作物，并为他们提供优良的鱼苗、果苗、禽种与菜仔。由于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扶助，当时广东的农林渔副业得到了全面发展，仅农副业的年产值即可增加18.34亿多元。（注：陈元瑛：《广东两年来建设事业之回顾》（19326-1934.7），转引自钟卓安：《陈济棠》，第184页。）在本省粮食等增产丰收的同时，省府又实行适度进口米食与统制粮食价格的政策，从而使广州的批发米价指数自1932年后一直下跌，这表明“粮荒”这一社会顽症得到了初步的治理。（注：如以1926年广州的批发米价指数为100，则1932～1935年广州的批发米价指数分别为90.4,87.4,72.2,77.95。转引自《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6.内外商贸繁荣，物价平稳，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陈济棠认为商业“在现世经济关系中，其重要似与农工同等”，“研究现代商业知识来发展一切贸易”，“急图扶植商务之方……是诚发展国内经济、救济百业之要着”。（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80、250页。）因此他极重视发展广东的商贸。当时全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商贸的繁荣。广州一时成为内外商旅之集散地，惠爱路、上下九路、西豪口一带商业网点与酒肆茶馆遍布。1933年，广州的商业银号达498家，每日开设早中晚三次银市，其交易的规模与繁荣景象超过了香港；全市有旅馆酒店291家，为商客的往来提供了便利。这期间的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增长，1932年的出口货值、入口贷值、进出口货值总额与1929年相比，分别增长了185.3%、636.5%、470.8%；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1.8%、212%、157%。（注：钟卓安：《陈济棠》，广东地图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185页。）经济与商贸的发展，带来了市场兴旺、物价平稳，人民从中受惠不少。1929～1935年间广州的物价平均每年下降2.53%；1934～1935年广州的物价指数平均每年比1926年下降22.7%多，而银元购买力则平均每年比1926年上升了12.12%。（注：秦庆钧：《广东的财经情况》，《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第286～287页。）老一辈的广东人回忆说：“陈济棠统治时期，地方宁静，得以安居乐业，生产增加，市场兴旺”，“物价稳定……被誉为中华民国38年中广东的‘黄金时代’”。秦庆钧：《广东的财经情况》，《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第286、276页。）
    通过全文的论述可知，陈济棠是30年代广东近代化建设的总策划与总导演。他治粤期间高度重视广东的近代化建设事业，不仅采取措施为全省赢得了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利进行建设，而且还因时因地制宜地确定了广东的发展战略与策略，并脚踏实地地实施了《广东三年施政计划》等建设规划，从而使全省的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市政、交通等建设事业，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陈济棠作为当时广东建设的主要组织领导者，对推动广东社会经济迈向近代化是有过较大贡献的。与他同时代的广东人普遍承认：陈治粤的这几年是旧中国广东的黄金时期。不过也应看到，由于陈济棠建设广东主要是为稳固其“南天王”的地位，加上其军阀集团官员的贪婪敷衍和以权谋私，致使施政“中间矫饰的情弊不少”，“虽有良德美意，终不获取纲举目张，计日呈功”，“就成绩而言，则政府自省甚愧实效未彰，而尤于人民方面尚少普遍的实际利益”。（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345、350页。）陈济棠自己说的这种情形，严重地影响着当时广东建设的效益和前途，说明了军阀政府不可能完成广东近代化建设的任务。1936年7月陈济棠跨台后，广东刚有起色的近代化建设很快就被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