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是市场方面情况“更不好”。他在几次讲话中都指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外交部，他不无伤感地说：“现在市场上只剩下货架上的一点东西，东西都被‘跃进’掉了。”在北京军区，他说，现在“货架上缺货，副食品供应不够，许多地方买不到肉吃，粮、油、蔬菜都不够。鞍钢工人讲：不讲吃肉，给我们高粱米吃饱了就行啦”。“阳泉煤矿工人买不到肥皂，脸上黑洗不掉，老婆不让上炕。鞋子破了要自己拿钉子才给钉，矿灯不够用，下班时把灯泡拿回去家里用，上班时再带回来。胶鞋也不够。”他还就人民币贬值问题举了一个例子：“邯郸有一个老百姓（女人），是个捣蛋鬼，她把人民币穿成串做成帽子戴在头上，人民币买不到东西，成装饰品，这是对人民政府的一个讽刺。”（注：薄一波：关于国内经济形势问题，1959年6月15日。）
    不难看出，薄一波对“大跃进”中错误的批评是相当坦率的。在外交部，他开宗明义便说：“现在不论生产方面或市场方面都很紧张”。“大家都是共产党员，在内部谈家里的事情，可以谈得随便一些。”所谓“随便一些”，就是不隐瞒实情，敢说真话。因为“大家都是共产党员”。（注：薄一波：在外交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9年6月13日。）同时，这些批评又是尖锐的、系统的、深刻的。在北京军区，薄一波将上述几个方面逐条列出，条分缕析，一针见血。他在几次讲话中都明确指出：现在“问题很多，也很严重，而且应该说，经济发展中的这些问题，有的早已起了阻碍生产、破坏生产的作用，有的现在已经开始起这种作用。”当时，在成绩和错误问题上流行的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薄一波则提出：错误方面的“这一个也可能是大拇指”。（注：薄一波：关于国内经济形势问题，1959年6月15日。）
    即使在和外宾的谈话中，薄一波也注意对“大跃进”作客观的介绍。还在年初和越南经济代表团谈话时，他就指出：中国在建设过程中也有不少的错误和缺点。他以“大跃进”中的实例说明：“既要有冲天的干劲，但同时又必须具有科学的分析。我们要反对保守，同时与物资基础、技术水平以及科学的分析相结合。这些也就是大跃进的基础。”（注：薄一波副总理接见越南经济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月2日。）话说得很委婉，问题还是提出来了。
    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薄一波在讲话中也不能不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大跃进”的正确性，这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使然。即使他在思想深处对“大跃进”有着深深的怀疑，甚至是抵制，他在行动的基本方向上也必须和中央保持同一步伐。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不可谓不尖锐，但其前提仍是“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这也是党的纪律对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要求。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这是薄一波在讲话中着力研究的又一重大问题。
    薄一波在外交部的讲话，将这一问题说得最为明确。他指出：“首先是领导的指导思想出了毛病。我们从去年到今年，有些地方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法则，不是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法则进行工作。”何以见得？薄一波讲了这样几段通俗而又深刻的话：
    “我们回头来看，去年的这个运动是异常勇猛的。在钢铁运动最激烈、最紧张的时候，至少有6000至9000万人上了山，这就相当于把全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所有人都开上山去炼钢炼铁。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发生一些问题。这个时候什么也顾不上了，麦子也不收了，棉花也不收了，而炼出来的哪里是什么钢铁，是烧结铁！一时搞得真是乱七八糟。”
    “我们由去年北戴河会议到现在这大半年功夫，教训真是够深的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到处起来显示它的威风。你说没猪肉吃，这叫生产和消费脱节。它的客观规律就是马克思讲的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怎样结合的问题。等价交换是客观规律，你不等价交换，农民就消极，统统不干了，这就发生了问题。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现在吃饭占农民收入70%，扣除之后，农民工资只能领回其余的30%，于是农民说‘算了吧！’他们出来乱跑一气，到城市到处找工作，不愿回去了，反正家里的人吃饭不要钱。一切都乱来了，一切都不按规矩来了。这是我们破坏了客观发展的规律，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破坏了波浪式发展的规律。”
    “由于我们违反了波浪式发展这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发展速度上没有‘马鞍形’前进，一切都是直线上升，因而一九五九年的生产指标各方面都订高了，四大指标就高了。这是一个错误，是指导思想的错误。这个四大指标真把我们搞苦了！自公布四大指标时起，就像四块大石头压在身上，直不起腰来！”（注：薄一波：在外交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9年6月13日。）
    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上寻找原因，总结经验，是薄一波几次讲话的一大特点。的确，所谓高指标，一马当先变成单兵独进，生产与消费脱节等等，都是违背经济规律的结果。这样去认识和总结经验教训，确有高屋建瓴之势，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就凸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