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然而，形势很快又发生了逆转。人们知道，“大跃进”时期党内生活很不正常，毛泽东在思想上常常变化很大。这种状况决定党内的许多正确意见常常是命运多舛。果然，正是这几篇讲话，差点使薄一波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八届七中全会后，中央继续纠”左”，并准备7月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以缓和紧张的经济形势。对此，薄一波十分高兴。6月3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彭真传达会议要讨论的13个问题后，他把当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找来，请薛根据自己在煤炭部、外交部、铁道部等部门的数次讲话，帮助整理一份材料，作为庐山会议的发言稿。这份题为《从一年来大跃进吸取经验教训》的发言稿，指出了“大跃进”中7个方面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在计划工作的指导方面，过份强调高速度，比较忽视按比例，过份强调重点，比较忽视照顾一般，过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比较忽视技术条件和客观经济规律，对总路线的认识不全面，只重视多、快，不重视好、省；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方面，去年刮了一阵“共产风”；权力下放过多，各个地区都想建设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发展了盲目的“积极性”；没有认真计划和安排人民生活，出现了“生产大跃进，供应大紧张”的难于理解的现象，以及干部作风浮夸等。关于今后工作的意见，主要提了三条：一是过去的高速度已不可能保持，要有合理的速度；二是加强综合平衡，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三是认真研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对“大跃进”经验教训的一份比较深刻的系统的总结。这份材料的基本观点在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编的内部刊物《经济消息》发表后，在一些经济部门引起了强烈震动，被称为一颗“重磅炸弹”。（注：访问易之记录，1999年11月16日。）
    人们熟知，庐山会议的指导思想前后发生了大转变。会议前期，薄一波奉命在京主持国务院工作，没有上山。他是8月16日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8月17日和留守在京的彭真、安子文等同志一起上山的。上山后，会议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已决心要打倒彭德怀。“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我准备好的发言稿没有拿出来，因为它不仅无补于事，更丝毫动摇不了毛主席打倒彭德怀同志的决心。”（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898页。）--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庐山会议上，薄一波算是侥幸过关。但会后不久，随着全党“反右倾”运动的开展，一场斗争又突然向他袭来。1959年10月28日，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处写信给中央有关领导，反映薄一波6月份在煤炭部的讲话，“实际上起了泄气的作用”，受到一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的欢迎。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处在信中还强调：“在此反右倾思想之际，觉得有向你们反映的必要。”（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处给杨尚昆、彭真的信，1959年10月28日。）并随信附有《薄一波同志及李富春同志在煤炭部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摘要》。
    这封信明显迎合了当时“反右倾”的气候，因而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中央一查，发现薄一波在外交部等部门的讲话，对“大跃进”批评得更多，分量也更重。于是，认为薄一波犯了“右倾错误”，令其检查。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具体负责此事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要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处将薄一波在煤炭部、外交部讲话中正确的内容摘出，明显有保护过关之意。但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处坚持认为：这样不好摘，只能是全面摘录。意思很清楚：薄一波的“右倾错误”是十分明显、无法回避的。
    薄一波拒不承认错误，坚持了半个月之久。他坚持认为自己对“大跃进”的批评是符合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要说有错误的话，那就是这样重要的讲话，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犯了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的错误。以此来处分，可以接受。
    11月16日，一位中央领导代表中央和薄一波谈话，再一次指出其“错误”的严重性，强调：你的错误和彭德怀是一样的，不过在会上掩饰下来了。说什么你也得检讨。庐山会议上秀才们都承认错误了，都写了，你不写不行啊！同时也表示，如果承认错误，可以保护赶快过关。（注：据薄一波回忆。）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和复杂起来。无奈，薄一波只好向中央写了一份检查报告，承认自己的讲话“有严重错误”，“对市场上所发生的暂时困难情况，讲得过分严重，有片面性”，“用词用句有走火的地方”（注：薄一波：给中央的报告，1959年11月17日。）等等。
    检查报告送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后，毛泽东11月25日在报告上划了圈，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其他领导同志也划了圈，事情也就这样结束了。
    薄一波算是度过了错误的党内斗争的又一关。
    毛泽东曾称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为国务院领导经济工作的“四大名旦”（注：据薄一波回忆，这是毛泽东对李先念所说，李先念向薄一波转述的。）。岁月匆匆，如今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走过了五十多年的艰难历程，此时重新阅读薄一波当年关于“大跃进”问题的讲话，了解它的前因后果，研究它的价值，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党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