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下一步纠偏的办法和措施，薄一波主要提出了四条：
    第一，应当根据客观可能性，“把计划指标退下来，退到充分可靠的阵地继续前进，做到退够、站稳、继续前进”。（注：薄一波：关于国内经济形势问题，1959年6月15日。）为此，他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针对那种认为改变已经公布了的计划是丢人的错误的认识，他在煤炭部的讲话中指出：面子是次要的，实事求是是主要的。实事求是，一点也不丢人。在北京军区，他又强调：“现在应该这样认识：四大指标完成不了就是完成不了，党内高级干部中要说清，不能说假话，完成不了，终究要有个说实话的时候。这是第一条。至于说到丢人的问题，说假话是真丢人”（注：薄一波：关于国内经济形势问题，1959年6月15日。）。在铁道部，他要求大家从各种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指出：把“指标退下来，是一个思想精神解放运动”。（注：薄一波：在铁道部全路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9年6月17日。）
    第二，要调整经济发展中某些失调现象，进行综合平衡的工作，也就是“填平补齐”。薄一波认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失调，全党全民从“大跃进”的“苦”中得到的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搞出一个综合平衡”。（注：薄一波：在铁道部全路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9年6月17日。）“因此，现在就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用三至五个月时间调整一下，不调整就要犯错误。把钢的速度放慢一点，多增煤炭、石油，特别要增产轻工业产品，把注意力转到农业上去。”（注：薄一波：关于国内经济形势问题，1959年6月15日。）他还强调：综合平衡是一门学问，要在实践中去认识它。
    第三，要脚踏实地的抓生产、抓管理、抓技术。还在4月25日冶金部的讲话中，他就说：“一年来，我总觉得脑子里缺乏一个东西，在报纸上天天听‘要翻番’、‘超英、超美’……，一年内没有听到生产、管理、技术规程、有节奏生产，都是数字，都是些‘卫星’，结果听得腻味了，就没有意思了。”他还说：“企业现代化生产是复杂的，特别是大企业，必须有纪律”，“要把企业活动组织得像乐队一样，这样，生产才能够有条不紊，才能有节奏地前进”。（注：薄一波：在冶金部华北区钢铁工业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9年4月25日。）在铁道部，薄一波还尤其强调在企业管理上要实行厂长负责制。他说：“一个企业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生产和工作。但只有党委的统一领导，没有厂长负责制就要犯错误。”（注：薄一波：在铁道部全路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9年6月17日。）
    第四，注意市场问题。根据当时中央“六一”批示提出的关于压缩社会购买力的要求，薄一波提出“要开展一个压缩社会购买力和增产节约运动”。他说：“今年购买力高于商品供应额，相差50亿元之多，不解决要成问题。”同时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千方百计地增加生产”。（注：薄一波：关于国内经济形势问题，1959年6月15日。）
    上述几条，是薄一波讲话中着重强调之点。此外，他在煤炭部这样专业性较强的会议上，还提出要注意质量和安全生产、搞好干群关系等。所有这些，都是针对“大跃进”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来的。
    应该说，薄一波的这几次讲话有事实、有分析、有措施，努力讲了真话。其中对“大跃进”中缺点错误的批评，是相当尖锐和大胆的。正如他在外交部讲话结束时所强调的：“我所以要讲这些缺点，是我们要敢于把缺点暴露在群众面前，这也证明了我们不怕。”（注：薄一波：在外交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9年6月13日。）就当时人们的认识而言，这是对“大跃进”的一个相当深刻的批评和总结。尤其应该看到的是，在当时纠“左”刚刚起步，党内“左”的思想还很浓厚的情况下，薄一波对“大跃进”的批评能如此尖锐、深刻，表现了共产党人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和品格，是难能可贵的。薄一波的这些认识既是对毛泽东的一些正确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也是他一贯的经济思想的体现，说明当时中共中央高层部分领导人在“大跃进”问题上已有了相当清醒的认识，反映了党内纠“左”的强烈愿望；说明党在失误和挫折面前，正在不断地总结经验，以寻求一条正确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薄一波的讲话为当时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一种正确或比较正确的发展思路和趋向的积累，增加了重要的思想成果。如果党沿着这样的思路走下去，“大跃进”的错误是能够较快地、及时地得到纠正的，党也是能找到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此时，中共中央正准备召开庐山会议。
    （三）
    薄一波能在当时对“大跃进”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不是偶然的，是与他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经济思想以及他在“大跃进”中的经历密切相关的。
    薄一波1925年投身中国革命，早年主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他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把山西的抗日斗争开展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并在这种斗争中又奉命组建新军，开辟太岳根据地，先后任太岳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等职。根据地建设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依托，也是未来人民国家政权的雏形。根据地建设的内容，包括党、政、军、民、学、商各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军、治政的英才和骨干。在太岳，薄一波不但领导了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也十分注意恢复和发展经济，如：稳定金融，平抑物价，发展生产，恢复商业，保障流通，减轻赋税等，使根据地的财经和文化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先后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第一副书记并代理书记、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华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华北军区政委等职，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薄一波的主要精力是在武装斗争方面，那么，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新中国诞生在即，他的主要精力逐渐转到政权建设和经济工作上，包括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发展工农业生产等。尤其是1948年中共中央采纳了刘少奇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形成统一的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后，薄一波不仅任华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为刘少奇），同时担任了华北人民政府的第一副主席兼华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刘少奇的建议之所以具有战略性意义，是因为革命即将胜利，建设的问题突出出来，华北的工作带有全国的意义，华北人民政府实际上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基础。这样，当解放战争的炮声还在隆隆轰响的时候，薄一波已经投身到人民的建设事业之中了。1949年7月，为统一全国的财经工作，中央正式组成财政经济委员会，薄一波任副主任，协助陈云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开国大典之后，旋即被任命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同时，又奉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参与中央重大决策的讨论、制定与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