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如何按照毛泽东早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思路，确立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是摆在全党面前的最重大课题。在这个问题上，薄一波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1951年6月30日，薄一波在《人民日报》发表《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一文，明确提出：中国将来一定要达到农业集体化。“而要达到农业集体化，还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强大的工业，没有强大的工业，就不能有全体规模的农业集体化。”（注：《薄一波文选》，第137页。）为此，他认为要批判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观点是和刘少奇的立国思路完全一致的。其基本思想是：中国现在农业的生产力还不发达，社会主义不能以落后的手工劳动为基础，而要建立在生产力发展了的、工业化的基础之上。历史发展的道路可以有不同的模式。后来，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遵循的是毛泽东的方向，它的基本方面无疑应该肯定。历史同时也说明，刘少奇、薄一波关于社会主义不能以落后的手工劳动为基础，而要建立在大生产的基础之上的观点，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联系到六十年代前期薄一波一再强调的政治挂帅一定要落脚到发展生产上等观点，可以看出，注重于发展生产力，是薄一波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思想。
    从1953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如何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到一条正确的经济建设道路，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又一重大课题。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了反对右倾保守、掀起社会主义高潮的主张，全国各方面工作的步伐大大加快，经济建设上出现了忽视客观规律，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过高过大的急躁冒进的倾向。为此，中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在这场后来被称作反冒进的工作中，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和周恩来、陈云、李先念一起，成为反冒进的主要当事人。薄一波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仅在国务院的实际工作中积极协助周恩来、陈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而且十分注重在理论上探讨中国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1956年9月18日，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大会议上，他依据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就如何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作大会发言，提出了著名的“二三四”的观点：“在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之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或者略高一点。”（注：《薄一波文选》，第255页。）这一观点受到了陈云、李富春等经济战线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也得到了出席八大的外国领导人的热情赞扬，认为中国有真正的经济学家（注：访问张磐记录，1998年8月。）。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全党的积极探索，党在反冒进的过程中形成了在经济建设中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在党的八大上被正式确定下来。这是一条正确的方针。坚持这一方针，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成为薄一波尔后工作中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正是在八大后的一中全会上，薄一波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在同年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使薄一波在领导经济工作上具有了这样一些特点：一是注重发展生产力，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考虑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二是注重对国情和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研究和把握，注重从理论上思考问题。许多熟悉薄一波的老同志都有这样一些认识：薄一波在工作中是很用脑子的。他是第一线的实践家，但他一直注意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注意从理论上总结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所以，建国不久，他在八大上能对经济建设中一些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三是注重对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过程中实际情况的了解和把握，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早在战争年代他就如此。有这样一件事：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的基调是反右，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领导人参加了这一会议。他认为：在晋冀鲁豫，实际情况是“左”，而不是右。于是，他向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如实反映了情况，认为在晋冀鲁豫应该继续纠“左”，而不是反右，得到了刘少奇的肯定。务实，是薄一波一贯的工作作风。可以说，薄一波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培养和锻造出来的一位出色的治理政治和经济的领导人。也正因如此，他在1956年的经济工作中能和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同志一起，提出反冒进、注意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思想。
    不幸的是，毛泽东对反冒进这一正确的行动很快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指责反冒进是方针性错误，提出要“反反冒进”。“大跃进”由此而来，几位反冒进的主要当事人也不断受到猛烈的批评。在1958年1月15日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甚至批评薄一波：“我看你不是右派，至少也是中间偏右！”（注：据薄一波回忆。）好在毛泽东批评归批评，实际的经济工作还是依靠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这些人去做。
    从此，薄一波被迫卷入“大跃进”的浪涛之中。按照党的纪律，他必须按照中央新的方针去说话、行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58年6月8日，毛泽东又提出了中央与国务院的“职权划分”：“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党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268-269页。）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尖锐性，其思想源于他1958年初对反冒进时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的不满和批评：“政治设计院”在国务院，即“实际权在国务院”。按照这一职权划分，国务院、国家经委在大政方针上只有“具体执行”之责了。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此时工作之艰难可想而知。一方面，他必须执行毛泽东和中央的决策。北戴河会议期间，他提出要把毛泽东坚持的1070万吨钢的指标写进会议公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一直奋斗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对客观经济规律有着较多认识的领导人，对“大跃进”中的种种混乱现象，他在思想上又不能不忧虑，不能不对“大跃进”表示怀疑，甚至是相当程度的抵制。1959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薄一波说：“你自己的心也是虚的”，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可以说，怀疑乃至相当程度地抵制“大跃进”，是薄一波在“大跃进”时期一条时隐时现的思想主线。由于有这个思想，他总是去努力纠正“大跃进”的失误；也正是由于有这个思想，他在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讨论刘少奇讲话稿时，明确提出要否定“跃进”的口号。在薄一波看来，要使经济建设走上正常的轨道，“大跃进”中的错误一定要批评和纠正，问题只是选择适当的时机而已。
    前已述及，毛泽东对“大跃进”错误的一定程度的批评，八届七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对待高指标问题上形成的比较清醒的认识，为党内纠“左”创造了有利的环境。这样，薄一波将他一个时期以来对“大跃进”的认识和总结在党内提出，就是十分自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