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领导人断定朝鲜战争是苏联发动的，使他们迅速决定进行全面的军事干预。从6月25-30日，美陆海空军全面卷入战争， 海空军的作战范围扩大到三八线以北地区，可动用力量的底线划在“目前情况下不危及日本的安全”即可。[3]（P,263）从后来的发展看后果尤其严重的是，美国的军事干涉从一开始就没有限制在朝鲜半岛。在6月25 日晚间的会议上，杜鲁门批准了封锁台湾海峡的建议。第二天，杜鲁门又批准向印度支那地区提供军事援助和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力量。杜鲁门把这些行动统统称为预防性措施，是在“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4]（P,396、400、402）问题在于美国领导人根本无法使人相信，它在朝鲜半岛以外的军事干预也是“预防”苏联扩张的“措施”，因为那些地区的矛盾与冲突的根源像朝鲜半岛一样极其复杂，并不是或者主要不是美苏之间的问题。
    在争取和动员盟国支持方面，美国是相当顺利的。美国首先是争取联合国相继通过了要求北朝鲜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北的决议，然后在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促使盟国参与组成了联合国军。美国之所以如此得心应手，主要原因是它是西方阵营的领袖，而且承担了战争的主要责任。联合国军更多的是象征意义。艾奇逊说的非常清楚，“美国对别国不能有太多希望，他们要么手头上事情太多，……要么拿不出什么东西”。[7]美国肩负着人力物力的主要责任，盟国不过是在壮声势， 它们当然也就不会成为妨碍美国军事干涉的因素，甚至不是美国决定军事干涉时重点考虑的问题。
    （二）中国抗美援朝决策
    同美国军事干涉决策相比较，中国抗美援朝决策涉及的问题显然要复杂得多，决策过程长且反复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对美国军事干涉性质的认定外，主要是决策层面临国内困难和受到盟国关系的牵制。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事务，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抓紧进军西藏和准备解放台湾。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两个方向上，中国显然更重视后者，并在1950年春季开始向越盟军队提供训练和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团等。从解放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领导人的确将美国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这是他们决定与苏联结盟的原因之一。不过中国领导人当时并不认为美国的军事威胁是迫在眉睫的，他们甚至认为，解放军进攻台湾美国也不大可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8]
    在朝鲜半岛，中国基本上置身事外，那里的局面是美苏外交折冲造成的，中国无插手余地和必要。在解放战争期间，北朝鲜曾经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重要的援助；中共也在内战接近结束的时刻，让大批在中共军队中作战的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回国。在金日成下决心发动进攻前，斯大林曾要求金日成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很可能知道他的意见并不能起重要作用，所以只不过是建议而已。[9] 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亲自出面，要求中国“尽快”向朝鲜派出代表，以“便于联系和迅速解决问题”。[5]（P,368）这表明当时中国对朝鲜局势的关注程度。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军事干涉使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的判断。当北朝鲜取得军事胜利时，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干涉的抨击主要集中于美军封锁台湾海峡。中国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以革命运动形式进行的统一战争，美国封锁台湾海峡与中国革命的最后努力迎头相撞，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是难以容忍的入侵和对抗行动。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不仅在朝鲜半岛使用武力，而且在台湾海峡和东南亚加强军事部署，从中国领导人的言论中不难看出，美国的这些军事行动显然被视为对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台湾地区的全面干涉，朝鲜战争不过是美国发动侵略的借口。[2]（P,91-92）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在推迟进攻台湾计划的同时，开始逐步调整军事部署。
    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后，中国领导人于6月30日即估计， 可能需要推迟进攻台湾的时间。[8]（P,14）7月7日， 中央军委即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原指挥部署进攻台湾的粟裕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兼政委。[10]8月上旬，随着朝鲜人民军攻势受阻，中国加紧了军事部署。在8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所以必须帮助北朝鲜。[11]在8月26日的国防会议上， 周恩来第一次明确提出推迟进攻台湾，准备援助北朝鲜，与美军作战。[12]中国随后开始在东北大规模集结军队，决定在已有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并着手加强东北的防空力量。[13] 原准备进攻台湾的第九兵团和开始复员的第十九兵团调至津浦路和陇海路集结。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转直下， 特别是美军不顾中国的警告，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北侵， 使中国领导人认为与美国的战争已经难以避免。周恩来8月26 日的讲话反映了中国领导人那时的基本看法，即：“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美国如果压服朝鲜，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进行压服。因此，朝鲜战争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12]（P,43-44）这种担心出现“多米诺”效应的看法在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进一步强化，并越来越多地包含了与美国作战难以避免的估计。如周恩来在1951年4月2日的报告中说：“朝鲜事件不过是个借口；不在朝鲜爆发，也将在其他地区爆发，台湾、越南都是可爆发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毋宁以朝战最有利”。[12]（P,181-182）可以肯定地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全面干预所导致的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意图的上述判断，是促使他们决策出兵朝鲜的宏观背景。毛泽东在阐述中国出兵的理由时，始终都强调是国际形势，特别是“整个东方”形势的需要。[13]（P,106-108）
    中国领导人在决策出兵过程中遇到的最复杂的问题，可能就是与盟国苏联的关系。与美国不同，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不是领导者，也不是一个军事和经济上强大到可以不顾盟国的态度而单枪匹马地与美国作战的国家。特别是它当时在朝鲜半岛既没有参与以往的外交折冲，战争爆发后也没有重大的影响力。目前公布的有关档案证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是斯大林将中国置于一个有限参与者的位置上。[14]甚至在朝鲜战争爆发三天后，北朝鲜方面才向中国通报有关情况。[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