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月25日到12月24日两次战役期间，侥幸、盲从和不敢承担责任等一切重要决策之大忌，美国决策层无不具有。既然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中国出兵就是势在必行的，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难以避免。但是从现在已经公布的志愿军作战计划看，华盛顿与麦克阿瑟之间古怪的关系和听任麦克阿瑟为所欲为的决策方式，肯定扩大了美军的灾难。
    （二）中国决策越过三八线
    1950年12月30日，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全面突破三八线。1 月8日战役结束时，中朝军队已经全线进抵三七线。 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和决定突破三八线同样是同中国的战略目标紧密联系，而中国的战略目标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中国7月上旬即开始组建20万之众的东北边防军， 主要是为了加强东北边防。[12]（P,32）8月上旬， 中国领导人已经注意到朝鲜战局的变化并开始考虑出兵参战，不过他们提出的参战目标比较含糊，即帮助北朝鲜“争取胜利”。[11]（P,43）至于“胜利”的含义是什么，在当时局势混乱的情况下可以做多种解释，很可能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也是需要随形势发展而定，上限是北朝鲜完成统一，下限是北朝鲜不被美国占领。随着朝鲜人民军陷入困境，中国领导人对参战决策的紧迫感日益增长，并提出出国与美军作战。按照周恩来8月下旬的估计， 朝鲜战争将长期化，朝鲜人民军将主动后撤，而中国军队将承担“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的任务。[12]（P,44-45）显然这时中国领导人考虑的重点还是帮助北朝鲜打赢战争。
    但是，当出兵的决定直接摆在中国领导人的面前时，情况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甚至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毛泽东在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确提出， 中国出兵与美军作战的目标就是争取“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他同时也承认，存在不能大量歼灭美军而形成僵持局面的可能性。[ 13] （ P,106-108）毛泽东的估计明显受到前一时期朝鲜局势的影响，对已经出现的情况很可能没有仔细斟酌。
    由于多数同事的反对，毛泽东未将上述电报发出，而是向斯大林转达了中国决策层内部反对出兵的意见。[5]（P,380-381） 尽管这时中国决策层没有就是否出兵作出决定，但是周恩来的外交行动很可能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当时的基本设想。在10月3日与潘尼迦的谈话中， 周恩来说明美军不越过三八线是中国出兵与否的界线。中国首要的关注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其次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需要立刻停战和外国军队撤出。[12]（P,67-68）这很可能是中国决策层当时的共识。如果考虑到它是在充分估计出兵与美军作战的困难后的共识，对后来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领导人并不相信美军会在三八线停步。在随后两天的会议中，中国决策层不仅讨论了是否出兵，而且考虑了出兵后的作战方针。正是在这个阶段，林彪提出了“出而不战”的建议，屯兵于朝鲜北部观察形势。[20]有关的历史资料证明，林彪反对出兵的主张遭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评，但他关于“出而不战”的设想是否被讨论过，目前尚不清楚。很可能中国领导人当时还没有做最后决定，因为出兵后的作战方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苏联协调政策的结果。
    周恩来12日从莫斯科发回的电报显然在中国决策层造成极大的震动。由于在朝鲜作战无法得到苏联空军的掩护，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是否坚持出兵？如果坚持出兵，应该和能够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中国领导人的决定是“攻防”兼备的。他们首先是坚持出兵；[18]（P,6-7）其次是决定采取稳妥的防御作战方针，既照顾东北边境的安全需要，同时考虑志愿军入朝后的实力和安全。根据毛泽东的设想，志愿军入朝后应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和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防线。如敌攻击则在阵地前歼灭，主要是与南朝鲜军队作战；如敌固守平壤、元山，志愿军则可以不打仗，进行换装备和训练，等待苏联空军参战，“六个月以内再谈攻击问题”。这其实是暂时的“出而不战”或暂时不直接与美军打大仗。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18]（P,7-8）甚至在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当天，毛泽东仍然要求“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志愿军的作战目标是在朝鲜北部“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18]（P,11）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对参战总目标的阐述也是很有弹性的，他们更多使用的是通过争取军事上的胜利，“使美国知难而退”，这一目标本身就包含着迫使美国在一定条件下谈判解决有关问题。[12]（P,75、92、107、114）
    第一、第二两次战役的胜利促使中国领导人开始调整作战方针，尤其是毛泽东更倾向通过运动战迅速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这种调整直接影响到第三次战役的作战目标。12月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 提出暂时不过三八线，以便明年春季进攻中歼灭敌有生力量。[21]毛泽东基于政治与外交方面的考虑，主张应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否则在政治上不利。他所谓政治上不利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美英等国正提出沿三八线停战，以便将志愿军阻止于三八线以北，此时停止作战将给国际社会以承认三八线的印象或误解，不利今后的作战；其二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一些人不以为然议论纷纷，给中国造成压力。实际上彭德怀也受到来自苏联军事顾问和北朝鲜方面的指责。[13]（P,245-246、252-253）基于同样的理由，毛泽东甚至不赞成志愿军休整时间过长，要求彭德怀尽早发起第三次战役。[13]（P,252）
    不过毛泽东从政治上考虑尽早越过三八线，并不意味着他不赞成彭德怀对志愿军面临困难的分析。彭德怀在部署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同时也告诉毛泽东，志愿军减员严重，后勤供应极度紧张，而美国不会马上撤出朝鲜，美军转入防御后态势反而对其有利，因此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13]（P,246）为了在执行毛泽东越过三八线指示时， 尽可能适应志愿军面临的实际情况，彭德怀提出“稳进方针”并告毛泽东。所谓“稳进”即“专打伪军，目标缩小，能吃就吃，适时收兵”。[22]这是使政治需要与照顾军事上的困难得到较好协调的战役方针，它得到毛泽东的赞成。毛泽东坚决支持“稳进”，同意“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战役结束后“后退几十个公里进行休整”。[13]（P,245-246、249-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