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越过三八线决策
    美国决定全面干涉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确定军事干涉的目标。杜鲁门在决定干涉的第二天即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明确说明，美国的干涉目标是“迫使北朝鲜人退回到三八线以北去”，“恢复那里的和平，恢复原来的疆界”，即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 这一意图也清楚地反映在安理会6月25日、27日通过的决议中。[4]（P,85-86、90-91）
    美国初期干涉目标的确定除了受战场形势的影响外，主要是担心军事干涉会进一步扩大为与苏联的全面冲突，同时还担心所谓苏联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欧洲发动突然袭击。所以美国加强监视苏联在其他地区的动向，力避任何刺激苏联的行动。美国领导人也在关注中国的动向，并采取一些诸如空军不飞越朝鲜北部边界进行侦察、不允许国民党军队参战一类的“克制”行动。他们自以为是地相信，在封锁台湾海峡以后，这样就足以避免中国卷入。到7 月上旬美国政府作出的各项决定大致勾画出当时美国干涉政策的基本轮廓，即以“联合国行动”的名义进行全面军事干涉，以使朝鲜半岛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
    7月下旬随着朝鲜战场形势相对稳定， 美国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考虑修订干涉目标。国务院这时倾向于保持谨慎。7月28日， 国务院开会讨论政策设计委员会起草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必须考虑苏联和中国的反应，以及大多数盟国可能不支持武力统一朝鲜，所以应“尽快在可以接受的条件的基础上停止冲突”。[3]（P,449-454） 显然报告的起草者不主张美军越过三八线。会议经讨论一致同意暂不作出是否越过三八线的决定。国防部则认为，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的战略好处甚大，美军随时可以越过三八线，干涉的目标是占领整个朝鲜或夺取40度线和39度线之间包括平壤在内的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惟一限制美军越过三八线的条件是苏军直接介入。[3]（P,502-510）
    8月初美国政府内部已经很难听到反对越过三八线的声音了。8月下旬到9月上旬，华盛顿开始为武力统一朝鲜大造舆论。 美国政府相继作出了有条件越过三八线的决定，即美国的干涉目标应是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所谓条件则是中苏不直接参战，美军为此应该与朝苏和朝中边界保持距离，不在那些地区作战。[3]（P,646-652、712-721）与此同时，美国开始与盟国协商，并争取使联合国通过决议，为美国的行动提供“合法的基础”。在这方面美国照样没有遇到什么阻力。[7]（P,310）
    9月15日麦克阿瑟发动仁川登陆作战， 第二天在釜山的美第八集团军开始反攻。出乎预料的军事胜利促使华盛顿迅速作出越过三八线的决定。9月27日， 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麦克阿瑟可以在三八线以北消灭“北朝鲜的武装力量”。[4]（P,430）
    逐步排除苏联和中国直接干涉的可能性，是美国决定北侵的关键所在。随着战局的发展，美国领导人认为苏联直接干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到决定越过三八线时，尽管有关的指令无一不规定了苏联介入后的处置办法，但是美国领导人已经基本确定，苏联不会直接进行军事干预。10月2日，苏联代表在联合国提出一项关于停战、 撤出外国军队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2]（P,212-213）这显然是在示弱， 美国由此可以放心了。
    中国的反应是美国政府一直关注的另一个问题。从8月下旬起， 中国政府越来越频繁地谴责美国海空军侵犯中国领空领海。随着美军步步向三八线迫近，中国政府开始发出强烈的警告，声明对朝鲜局势不会置之不理。中国政府的声明和中国舆论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决策层的意向，然而美国政府对这种明显的变化不予重视。他们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干预的实力，出兵“纯粹是发疯”。[19]
    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 通过印度向美国发出明确的警告。不论周恩来的措辞如何，这一行动本身就足以说明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12]（P,66-68）美国务院接到有关报告后，立即报告杜鲁门和军队领导人。国务院主管东亚和中国事务的部门负责人均认为，应当非常认真地对待周恩来的警告。[3]（P,848-849、864-866）但美国领导人抱定成见， 不相信中国领导人有决心和意志出兵朝鲜作战，他们将中国领导人的警告看作是“讹诈”和“恐吓”。[4]（P,431-432）10月7日美军大批越过三八线，10月9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发出指示，针对中国可能进行的干预，授权后者只要有把握取胜就可以干下去，只是在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时必须事先请示。[3]（P,68-70）24日麦克阿瑟下令， 取消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只准使用南朝鲜军队进入朝鲜北部边境地区的限制，指示美军可以打到鸭绿江边。[19]（P,132）这一决定被证明给美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实行武力统一朝鲜政策之所以遭致的失败，首先如上所述是因为决策层在中国出兵这个他们自己视为战略性的问题上，判断完全错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过分依赖麦克阿瑟这个战场指挥官的决定，这极大地加重了美国决策层宏观指导上的错误。
    仁川登陆成功后，麦克阿瑟在美国决策层成为不容置疑的人物。10月15日，杜鲁门总统不得不亲自前往太平洋上的威克岛，向麦克阿瑟请教中国出兵的可能性，并提醒后者不要使他的部队成为脱缰野马，在占领北朝鲜以后不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3]（P,948-960） 杜鲁门的担心不无道理，后来麦克阿瑟确实一再突破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使用美军问题上的限制，华盛顿却无法加以约束。[19]（P,132-133）志愿军发动第一次战役后，美军的失败已经引起美国决策层严重的不安。情报部门、军方和国务院均提出应该谨慎从事。[3]（P,1101-1106、1078-1085、1087-1093、1117-1121、1195-1198）在11月9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与会者已经指出了在中国参战的情况下，美国要实现原定的目标是成问题的。[4]（P,453-454） 但是似乎没有人敢冒犯麦克阿瑟的权威，于是大家一起找到一个借口，说是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很难作出比他更高明的判断。11月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电报通知麦克阿瑟，华盛顿“拟重新考虑”武力统一朝鲜问题；同时也在考虑政治解决。麦克阿瑟的答复是谴责华盛顿有人企图搞“慕尼黑协定”那样的绥靖政策，并声称依靠现有兵力完全可以对付中国军队，他正在准备发起总攻。[3]（P,1107-1110）
    11月21日，国务院与军方召开联席会议。与会者对麦克阿瑟的作战方案“忧心忡忡”，既不赞成他分兵冒进，又不敢贸然加以反对。结果这次在关键时刻召开的会议除了表示支持麦克阿瑟的计划外，就是决定派人征求麦克阿瑟对进至鸭绿江以南10-25英里处建立防线的意见。[3]（P,1242-1249） 麦克阿瑟断然否定了不打到鸭绿江边的计划， 并于24日发动了全面进攻。25日志愿军发动了第二次战役，将麦克阿瑟的军队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