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史学批评要有真知灼见
    对于史学研究来说，我们唯一缺少的是我思与我在。作为史学的先锋的批评更需要有我们自己的见解。批评不仅仅是复述他人的学术研究观点，而且要表达批评者对学术见解之见解，观点之观点。史学批评需要的是反思，也就是思考之后的思考。这才是批评。史学批评所面对的整个世界是史学的学术世界，如果史学批评者没有真知灼见，才智和见识尚不及读者、原著者，那么评论就很可能是徒劳的无用功。中国传统史学研究和史学批评都极为注重真知灼见。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名句就蕴含了真知灼见的初衷。古代史家和批评家更把对真知灼见的追求贯穿于传统史学之中。刘知几批评孔子编定的《春秩》存在着“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弊端，被学者们认为是充满真知灼见的批评。中国史学最反对束书不观而发空言也是强调真知灼见的折光。至于刘知几提出评价史家史著的三个标准“才、学、识”之“识”，更是直接提出了治史贵在有真知灼见的主张。清代的史学批评家章学诚更明确肯定了“才、学、识”的提法，并加一个“德”。
    E史学批评要成为真正的批评
    批评有庸俗的批评和高尚的批评之分。庸俗的批评是一味说好话的捧场，高尚的批评才是科学的批评，求是的批评。真正的批评无疑是科学的批评，在高尚之列。
    所谓真正的批评是指对史学研究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也指对史学研究的毛病弱点的批评。史学批评要成为真正的批评也就是要实事求是，要成为科学的批评，科学的批评显然不能只带高帽不说坏话，对于瑕瑜都要科学地对待。批评要坦率，“坦率是批评是灿烂的宝石”（英国迪斯雷利语）。真正的批评使人受益，真正的实事求是的批评是真理的使者。只有开展了真正的批评，才能规范史学，引导史学方向，促进史学的健康发展。史学是在批评中向前发展的，同时只有有了真正的批评才能使批评成为真正的科学。
    真正的批评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著史原则是据事直书，要求“实录”，不虚美、不隐恶。这同样是史学批评所遵循的批评原则。萧梁的刘勰批评班固“遗亲攘美”，“徵贿鬻笔”；刘宋的裴松之批评陈寿的《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所脱漏”，还点名批评了一些史著的作家，如指责“{K1B901.JPG}袁、东资等诸所记载，秽杂虚谬”。唐代的刘知几更大胆批评批剔前代史家的过失。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批评当时的清淡学风，“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注重时务，惟尚空谈。
    实践证明，只要我们的批评是正确的、诚肯的、实事求是的，即使有时语言严厉一点，也终究会得到学术界的尊重和理解的，也最终能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
    F史学批评的实践性
    史学批评是人文科学的分支学科中的一个实践学科，它是一种辨说，一种议论，一种价，一种阐释，而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哲学式的纯粹思辨。它总是关注现实，不能脱离史学研究的实践，即使是最主观的批评也离不开研究的实践。
    史学批评要紧贴实践，指导实践，反映实践。中外有成就的史家大多极力主张史学注重现实的实践，中国古代史学很早就论述到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最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从孔子以后，“鉴戒”的史学思想即通过著史寻找历史得失以为后世借鉴，一直渗透在中国史学精神之中。顾炎武主张：“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旨，当代时务者，一切不为”。①章学诚认为那些与现实无关的著述，是没有什么用场的，“史学之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学者不知斯之，不足言史学也”。②英国史学家汤因比也曾一再强调关心现实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史学研究与现实的这种密切关系看来是毋庸多说了。那么作为史学研究所派生的史学批评又何尝能两样呢？实践性也是史学批评的基本特性。史学批评的这种实践性既具有史学研究的实践性的派生性，也具有史学批评本身的独立特征即它要面对史学研究的实践。因此在这里，史学批评的实践性相应地有两种含义：其一，史学批评的实践性要求史学研究紧贴社会历史现实，要求史学研究把学术研究和社会历史创造有机结合起来，并用社会实践的标准作为史学批评的标准来规范史学，检验史学研究是否偏离社会的历史的实践；其二，史学批评的实践性也要求史学批评家紧贴社会现实和历史创造的实践，与此同时还要紧贴史学研究实践，解决学术研究中的实践和理论问题。总之史学批评家要和史学研究者一样地投身现实（未来之历史）和历史学的实践。史学批评只有在历史创造和历史学实践当中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历史学的运动。
    历史的和史学的实践既然是史学批评的基石，紧贴这种实践的史学批评才是有长久生命力的，脱离实践的史学批评不过是沙漠枯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