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史学成长起来以后走向发展的时期。这七百年左右的历史的时代特点，在许多方面影响着史学的发展。首先是政治上的变动，出现了几个封建皇朝并存或南北皇朝对峙的局面，而终于促成了隋唐皇朝的统一和兴盛。在这个过程中，门阀地主形成和发展起来，代替了前一个时期的世家地主，成为在政治上占据主要统治地位的阶层。这种形势，刺激了、鼓励了皇朝史撰述的发展，出现了“一代之史，至数十家”的盛况。①这种形势也推动了姓氏之学的发展，姓氏谱学之书的撰述，成为这个时期史学工作的时尚：“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②这两条，是门阀地主之政治需要在史学上的突出反映。
    这个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的时代特点，是发生了民族间的长期斗争，发生了民族的大规模流动和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民族间的长期斗争和民族的大规模流动，使中国北部一度出现了政权林立的局面，而不论在北方还是南方，民族杂居的地区都扩大了，民族间的融合都加深了。这个时代特点反映在史学上，一方面，是推动了各民族政权对“国史”的撰述。《隋书·经籍志二》“霸史”篇记：自西晋永嘉之后，“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隋唐时期，前人所撰北魏史被承认为“正史”，并在前人所撰基础上新撰《北齐书》和《周书》，也都列入“正史”。这不仅扩大了民族史撰述的内容，也是对民族史工作的一大发展。另一方面，是随着大批劳动人手的南迁和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扩散，长江以南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化风习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为历史撰述提供了丰富的新内容。《晋书·食货志》记有关江南水利兴修事。《宋书·州郡志》备载北方人口南迁和侨立州郡的情况。《隋书·地理志》极言扬州之盛：称丹阳“埒于二京，人杂五方”，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而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诸郡则“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厖，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同书记荆州说：“其风俗物产，颇同扬州”，“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舂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通典·食货十》记江南漕运对于关中的重要。同书《州郡十二》记扬州风俗说：“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州郡十三》记荆楚风俗说：“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元和郡县图志》的江南、剑南、岭南诸篇，记南方的州域疆理、丘壤山川、攻守利害，都详于前人的撰述。总的来看，这时期的许多历史著作，都突出地加重了对南方社会发展进程记载的份量。历史撰述反映在地域上和内容上更加恢宏、更加丰富了。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时代特点，是思想领域中的“天下大同”、“天下一家”观念的形成，它是长时期的民族斗争和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这种观念，在当时现实的历史活动和对以往历史的撰述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看到唐初多民族相聚的局面，唐高祖兴奋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唐太宗晚年总结政治经验，把“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③看做是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这种认识，在唐代的许多历史撰述中有突出的反映。比起秦汉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它包含了更多的对于多民族历史的自觉意识。
    这个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有了更大的发展，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了极盛的程度，这推动了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撰述。贾耽的《皇华四达记》和杜环的《经行记》虽原书早佚，其遗文零简犹为专业工作者所推重。佛教僧人在这方面的撰述颇为丰富，《法显传》、《大唐西域记》、《海内寄归传》、《往五天竺国行传》、《高僧传》、《续高僧传》都是知名之作。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有不少皇朝（包括十六国时期的一些皇朝），重视以皇家的力量组织官书的撰述，是做出了成绩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的思想文化政策，始终遭到后世的批评。汉高祖刘邦终于懂得“居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道理，使西汉的统治得到了巩固。《隋书·经籍志》总序总结了唐初以前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唐皇朝统治者在思想文化政策上有比前朝统治者更加清醒的认识，也有更加高明的措施，从而在官书的撰述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史载：唐高祖李渊“建义太原，初定京邑，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臣。”唐太宗为秦王时，即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即位后，又于正殿之侧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以本官兼署学士；又发展国学，“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统治者“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贞观年间的国学，“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④唐玄宗时，又增置集贤院，招集学者、召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这些措施，对于官书撰述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所谓“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是跟这种思想文化政策分不开的。在史学方面，官书的成就显示出相当的重要性。唐高祖、唐太宗期间，几次下诏修撰前朝史；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正式设立史馆于禁中，这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凿记载的、最早的专职修史机构，不论是前朝史还是本朝史（包括起居注、实录、国史）都从这里撰写出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正史”《二十四史》，有八部撰成于唐朝；自武宗以上，唐代诸帝皆有实录；玄宗时期的起居注多达七百卷。⑤没有皇家的组织力量，这是难以做到的。唐代官书也有不少缺点，这是跟优秀的私人撰述相对待而言的。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是私人撰述的代表作，刘知几在史馆就职20年，杜佑在淮南节度使任上最终完成了他的巨著，也都跟官书撰述所提供的条件有关。他们在撰述思想上的成就，那是另当别论的。总之，官书地位的重要，是这个时期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个特点。
    以上这些时代特点，都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