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论也是这个时期思想领域讨论的大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朝更迭频繁，一方面是由于“风行万里”的隋皇朝的骤兴骤亡，从而使这个问题的讨论始终具有突出的现实性。三国魏人曹冏的《六代论》，论夏、殷、周、秦、汉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析曹魏面临的现实问题，指出：“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其辙迹；子弟至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根深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百代之业也。”（20）作为魏的宗室，曹冏已预感到曹爽、齐王芳将面临“疾风卒至”、“天下有变”的局面。西晋陆机的《辩亡论》两篇，写出了三国孙吴政权兴亡的历史。作者作为吴国的遗民和名将陆逊的后人，对吴国之亡深致婉惜之情，但他也指出了：“吴之兴也，参而由焉，孙卿所谓‘合其参’者也；及其亡也，恃险而已，又孙卿所谓‘舍其参’者也。夫四州之萌，非无众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险，易守也；劲利之器，易用也；先王之策，易循也：功不兴而祸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21）这里说的“合其参”、“舍其参”，是指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因素对于政治兴亡的关系。东晋史家干宝的《晋纪·总论》严肃地剖析了西晋灭亡的原因，认为它“创基立本”不广不深，固是其重要原因，而朝风、政风、世风的“淫僻”，人们“耻尚失所”，则是其败亡的直接原因。他指出：“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22）这里着重讲了社会风气跟政治得失的关系。这三篇讨论兴亡的文章，文辞都很好，因而被萧统辑入《文选》，有很大的社会影响。隋唐时期，也有许多讨论政治兴亡的名篇。北宋李昉等所编《文苑英华》，内中有三卷为“兴亡”论，所收作品都是隋唐人的撰述。它们是：隋卢思道的《北齐兴亡论》、《后周兴亡论》，李德林的《天命论》；唐朱敬则的《魏武帝论》、《晋高祖论》、《宋武帝论》、《北齐高祖论》、《北齐文襄论》、《北齐文宣论》、《梁武帝论》、《陈武帝论》、《陈后主论》、《隋高祖论》、《隋炀帝论》，权德舆的《两汉辨亡论》，罗袞的《秦论》上下二首。（23）同书所收卢照邻的《三国论》、李德裕的《鼎国论》（亦作《三国论》）、《宋齐论》，（24）也都是以讨论兴亡为主旨的。朱敬则在武则天时曾兼修国史，“尝采魏晋已来君臣成败之事，著《十代兴亡论》。”（25）《十代兴亡论》原为10卷，今存11篇，可能是它的一部份遗文，从中仍可看出这位史论家的深刻的历史见解。唐代论兴亡的专书，还有虞世南所著《帝王略论》5卷、（26）吴兢《贞观政要》10卷。虞书序称：“暨乎三代，则主有昏明，世有治乱，兴亡之运，可得而言。其明者可为轨范，昏者足为鉴戒。以其狂瞽，请试论之。”本书是讨论三代至惰的兴亡治乱之故。吴书序称：“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本书以40个专题记述唐太宗时的政治活动和君臣论政的见解，实际上是总结了唐初所以兴盛的原因。唐代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之论兴亡，一是专讲人事，不再空谈“天命”；一是对现实和历史前途显示出来相当的自信，很少回过头去陶醉于对三代，两汉的追寻。
    这个时期关于兴亡的讨论，有许多精采的论点，还包含在一些有成就的皇朝史撰述和专史撰述中。
    关于“封建”的讨论，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所引起，其核心问题是朝廷跟地方的关系，但这个问题也涉及到对于历史的认识，反映出人们的历史思想。秦汉以后，怎样看待“封建”即分封制，始终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班固略述了西汉分封的历史，但他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评论，只是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鉴］戒焉。”（27）曹冏、陆机关于兴亡的讨论，虽各有自己的见解，但他们都是主张分封制的。上引《六代论》认为，秦及两汉之亡，都是废封国、立郡县所致。陆机撰《五等论》，极言秦、汉不尊古制之弊，认为分封制是“治”的保证，郡县制是“乱”的根源：“五等之君，为己思治；郡县之长，为利图物。”（28）唐太宗时，令群臣议封建，大致有三种意见，赞成的，反对的，还有主张“分王诸子，勿令过大”。魏征、李百药、于志宁、马周、长孙无忌等都持反对意见。魏征从唐初的经济、政治状况出发，不赞成分封事。于志宁认为“古今事殊”，“宗室、群臣袭封刺史”事，“恐非久安之道”。马周从历史教训考虑，认为分封之制，易生骄逸，“则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长孙无忌虽在受封之列，也反对分封，上表称：“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两汉罢侯置守，蠲除昔弊，深协事宜。今因臣等，复有变更，恐紊圣朝纲纪。”李百药作长篇奏论驳世封事，指出：“得失成败，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里之间，俱为采地。是则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纪纲弛紊，断可知焉。”他批评陆机、曹冏主张分封的说法是谬妄之言；建议唐太宗“以质代文”，不要忙于“定疆理之制，议山河之赏”。（29）最后，唐太宗终于罢封建事。在这次涉及到现实和历史的反复讨论中，一些史学家参与了，并且阐述了历史进化的思想，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其势盛于诸侯，柳宗元撰《封建论》，以说明历史而审视现实。《封建论》的理论价值在于，它提出了“不初，无以有封建”和“封建，非圣人意也”这两个前后相关联的论点。作者从人类处于“草木榛榛，鹿豕狉狉”的初始阶段，为了“自奉自卫”必须“假物以为用”到“假物者必争”，从“争而不已”到“听命于能断曲直者”，从“告之以直而不改”到“君长刑政生焉”，一直说到里胥、县大夫、诸侯、方伯、连帅、天子的出现。柳宗元认为，这个发展过程就是“封建”出现的过程，跟所谓“圣人之意”是没有关系的。《封建论》还提出“势”这个历史范畴来与“圣人之意”相对立，这是它的理论价值的又一个方面。柳宗元反复论证，殷周时代实行分封制带有必然的趋势：“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同样，自秦而下，废分封而设郡县，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不可变也固矣”，（30）不能看作是违背了“圣人”的意愿。这样，柳宗元就接近了把历史进程看作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之认识的边缘，从而达到了这个时期历史思想领域里的最高成就。《封建论》在当时的现实意义，是为唐宪宗等人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对藩镇势力进行斗争提供了历史的根据和理论的根据。